有关明史的叙述，常有“税重民穷”的说法，查阅对比史料，16世纪末的明朝天赋额，同时期的日本大名政权税额，17世纪末的英国税额，大体相当。可知“民穷”的根本原因不在税赋过重，而在法律的腐败和政府的低能，税率低，受惠者并非农民，而是鼓励了大小地主加重剥削以及官僚乡里额外加征。中国幅员辽阔，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此情形，在世界史中实属罕见，中国历史中也以明代为甚，始于太祖。明朝的财政税收制度和民间经济的发展相脱节。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式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的明清的主要原因。
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书中叙及的主要人物，有万历皇帝、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御史海瑞、总兵戚继光等，他们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功德圆满，当时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
本书意在说明16世纪中国社会的传统历史背景，也就是尚未与世界潮流冲突时的侧面形态。有了这样一个历史的大失败，就可以保证冲突既开，恢复故态绝无可能，因之给中国留下了一个翻天覆地、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
生命的真意义，要在历史上获得，而历史的规律性，有时在短时间尚不能看清，而须要在长时间内打开眼界，才看得出来。
本书指出，道德非万能，不能代替技术，尤不可代替法律，但是从没有说道德可以全部不要，只是道德的观点应当远大。凡能用法律及技术解决的问题，不要先扯上一个道德问题。因为道德是一切意义的根源，不能分割，也不便妥协。如果道德上的争执持久不能解决，双方的距离越来越远，则迟早必导致于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