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我一直在想，公知是如何产生的。
就拿张文宏和罗翔来说吧。一个是医生，一个是老师，网红出身，共同点就是情商非常高，高到说真话居然也能够被容忍的地步。但纸包不住火，时间一长，真话迟早会触及到某些人的利益。
其实说真话不难，难的是如何在说真话的同时不和既得利益者们发生冲突。因为很多既得利益玩的是信息不对等，你把真相说出来了，让信息对等了，这就是吃饭砸锅了。
这次疫情就很典型。但很多事儿都没法说，因为我暂时还想要这个号。想半天，唯一能举的一个例子，就是张文宏前两天谈到了中医，虽然没有正面回答问题，但这个钢丝已经走得很惊险了，这也是之前片叶不沾身的他忽然这两天在网上被人贴大字报的起因之一。
不错了，在真话边缘反复试探了两个多月才暴露，求生欲很强了。
但罗翔应该会更持久。我不是说法律是他的挡箭牌，而是身为搞法律的，他的自我保护意识更强。虽然罗翔迟早也会暴露，但他的法外狂徒张三已经深入人心，这个时而狡猾时而愚蠢的反面角色使得多少人避免成为现实中的张三。
同样的，张文宏传递了很多真知灼见，他们都功德无量。
张文宏和罗翔都是知识分子，他们的职业都具有很高的准入门槛。但此外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职业的意义，在于对抗。
张文宏对抗的是疾病和苦痛。罗翔对抗的是张三这样的法外狂徒，以及人世间的不公。
对他们来说，对于这个社会来说，对抗很正常，而且对抗才是人类能够走到今天的原因之一。但当张文宏提倡吃三明治，当罗翔有朝一日和既得利益者打官司，那他们很可能就会变成崇洋媚外，就会变成“死磕律师”。
然后，就会变成某些人所攻击的公知。
张文宏已经有这样的“苗头”了。罗翔暂时还没有，但我觉得是迟早的事儿。
医生这个职业按理说很和谐，对抗性往往局限于医学范畴，但特殊时期，先后出现了李文亮和艾芬这样的“吹哨人”和“发哨人”，忽然就让人发现，原来医生这个职业也不安分。
作家是准入门槛不高的职业，但中国史上第一公知鲁迅当年就是医生转行的，冯唐和余华这些行医出身的顶流作家说明医生一旦跨界，对抗力也是顶流的。
但话说回来，有哪种知识分子是安全的呢？
好像没有。为什么？
说回公知。公知被污名化的主要原因，也和他们身上的对抗性有关。污名者似乎认为，在国家内部的对抗是有害的，对抗应该发生在国与国之间，两种社会制度之间。
有趣的是在很多人的语境里，体制是极其脆弱的，是弱者，仿佛只要你对体制稍作批评和揭露，体制就面临全面崩溃的危险。这个很好理解，比如李文亮在同学的微信群里透露了疫情的信息，就被视为整个防控体系的巨大威胁。
体制是不是这样呢？肯定不是。虽然体制内部的既得利益者只是一小撮，但体制控制的人却很多，或者说，相信体制的人很多。体制很脆弱的理念，来自于体制内部的人产生体制不再能控制这些人的焦虑。
如果你是体制内的人，享受最高级别的公费医疗和离休待遇，我觉得的确是应该维护体制。但作为大多数的体制外的人，应该做什么呢？
正常的逻辑是用对抗的方式保持体制的活力，同时迫使体制让出一部分利益给大部分人，这才应该是社会运转下去的正确方式。
我在《芳华》的影评里写过，体制需要你去对抗它，这不仅是你的义务，更是体制自身的需求。
这不是道德题，是道智商题。无论是作家，医生，律师，记者等等，任何稍微读过一些正确的书的会思考的知识分子，都能明白这个道理。
我理解的知识分子，就是接受过正常的通识教育，具备正常的思考和判断能力的人。
公知其实就是正常人嘛。
公知就是这样产生的。而且，还会继续存在下去。
这就是我一点粗浅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