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张仲景医术高超，但也不可能医治百病。
建安年间，瘟疫大流行，前后爆发了5次，一些市镇变成了空城。张仲景的家族原来有200多人，自汉献帝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以来，不到10年的时间里，就死了三分之二，其中有十分之七是死于伤寒病。一些庸医便趁火打劫，不给病人认真诊脉，发起了国难财。
这一年，自立山头的刘备和袁述兵戎相见，争夺起了徐州。手下只有关张兄弟的刘备哪里是人家的对手，战败之后，只好投降于吕布。
就这样打来打去，刘备又投降了曹操，曹操给了他一个豫州牧的职位。
这一年，法正20岁了。他的老家也闹起了饥荒，不要说生活，就是吃饭都成了问题。
此时的法家已经走向落魄，只能另谋生计。法正和孟达一商量，他们决定前往西蜀，投奔刘焉父子，投入到火热的开发大西部的行动之中。
在中国西南腹地崇山峻岭的怀抱中，隐藏着一个四川盆地。那里繁花似锦，青山绿水，水旱从人，号称天府，在地理位置上恰好扮演着中国后花园的角色。
几千年来，天下饥荒四起，饿殍千里，四川却是旱涝保收，衣食自足。于是络绎不绝的异乡人到四川就食，“后花园”开关延客，尽其所能款待着四面八方的人们。
四川深藏在大陆的内陆，北有秦岭，东有大巴山，西有青藏高原，南有云贵高原，四面关山阻隔，中部是平原、坝子、丘陵、河谷，气候温和，土壤肥沃，物产丰
富。往西、往南是一望无际的大山，向北是光秃秃的黄土高坡和连绵不绝的戈壁、沙漠，东部虽然是鱼米之乡，但战争不断，灾害频仍。
只有四川，既没有满天黄沙，也很少有“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象，有的是满眼的苍翠欲滴，富饶繁华。由于四面高山似天然围墙，形成天然的屏障，四川与外界既隔绝又有孔道往来，确实是造物主恩赐的一个后花园。
但对于初来乍到的法正来说，这一切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用现在的标准来衡量，就是你有学历吗？本科？会外语吗？几门？当过CEO还是学过MBA？最不济的，有没有工作经验啊？
法正一下子傻脸了。这方面他当然该向善于钻营的孟家人学学。因为孟达的老爹有着买官当的历史经验，他们和刘焉的关系也比法正好很多。
得益于此，孟达在四川受到的待遇自然在法正之上。
你想想，法正的心里能好受吗？自然是打翻了的五味瓶，啥滋味都有。
法正之所以遭到冷遇，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来的太不是时候。俗话说，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法正就属于来的不巧的。
这还得从刘璋的父亲刘焉建立政权之初说起。
东汉时期的地方政权是由当地大姓和冠族控制的。因为大姓和冠族是控制地方的力量，他们是汉末割据政权的阶级基础。
刘焉踏足官场的时代，已经是乱世。当时很多官吏都借着到外地上任的机会纠合兵马，作为日后割据争雄的本钱。
刘焉入蜀前当过冀州刺史，南阳太守，这些经历都不长久，令他丧失了这个壮大势力的机会。
刘焉在赴川当益州牧之前，还被召回中央任职，这样的调遣既令他无法在地方培植个人势力，就算以往任地方官时聚集的力量，也随著他担任中央官而销亡殆尽。
所以，当刘焉入蜀时，只有少量的卫从和官属伴随。
刘焉与刘备虽同是汉朝宗室，但彼此的社会阶级却迥然有别：刘焉与当时的儒家豪族是一个阶级，从小就当官，刘备则从小与母贩履织席；刘焉热爱学习，刘备则不喜欢读书。
这种不同，也说明刘备不能是宗室而只能是寒族中的人物。
大家都知道，四川这地方盛产袍哥文化，一个外来人想要站稳脚跟，谈何容易？
啥子叫袍哥文化？四川以及周边地区在很久以前就诞生了一种亦官亦民的文化，即人人皆称兄道弟，不讲级别上下、不讲地位高低，只讲义气二字的袍哥文化。
长期以来，在“袍哥文化”的熏陶下，讲义气成了四川人引以为豪的传统美德，成了人际交往的重要标准。
说的更通俗一点，就是你要在当地立足，就要认一个老大。
你不袍哥，就可能没法子当地方官，没法子带兵打战。
在民间，不袍哥的人一定是家事不清白，能力有问题。连谋生都很艰难，就更别说立足本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