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路上的桥》
文伯爵在城堡
记得小时候，我偷过一次东西。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犯罪”，可能也是最后一次。
那时，我尚住在乡下，跟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周围有几户人家，小孩比我大几岁，都已上学。每天早晨，我能透过雾蒙蒙的玻璃窗，看见几个男生女生赶着上学的身影，到了下午，他们又从这条路上放学回家。我那时的愿望，就是能跟他们在一起玩，哪怕是坐在旁边听他们聊天，我都会觉得特别高兴。可是他们从来都不带我。不仅是因为他们的年龄比我大，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游戏（足球、篮球、骑车、滑板），我都无法参与。
后来有一天下午，我像往常一样坐在院子里，突然有四个脸色煞白的男生从远处飞奔而来。他们每人手里提着一个撑得滚圆的黑色塑料袋，看样子很沉。我喊住他们，问他们手里拿的是什么。这一问才知道，原来是他们从别家偷来的、还未长熟的西瓜。我问是在谁家偷的，其中一个带头的叫小野的男生低声细语地说，是在老王头的西瓜地里摘下的。
听到“老王头”三个字，我心里顿时一紧。
老王头是一个退休干部。住在这附近的人，没有不知道他的。他当过几年领导，所以平常为人处事，多少有些霸道。平常最恨别人偷他果园里的水果。有一回，不知道哪里跑来一条流浪狗，扒了他家的西红柿，叫他捉住一顿好打。细长的藤条上下挥动，把那条流浪狗的脊背抽得皮开肉绽，鲜血顺着斜坡填满了旁边一处小土坑。旁人越是劝说，老王头下手越是狠辣，似乎要把之前所有的怨气，都撒在一条流浪狗的身上。最后，那条流浪狗，宁是当着大家伙儿的面儿，让老王头给活活打死。
那幅画面，我一直记忆犹新。
没容我再多想，小野问我家里有没有人，我说没人。他提出要在我家里躲一下，要是看见老王头追上来，要我替他遮掩过去。当然了，不让我白干，事后作为回报，我可以跟他们一起分享那几个比苹果大不了多少的西瓜。对于小野这个提议，我当时感到非常兴奋，也有点紧张，但最后还是咬咬牙，一口答应下来。
我之所以会同意，当然不是眼馋那几口西瓜，而是因为这件事第一次让我觉得自己跟他们是“一伙人”。这样的感觉是我以前从未体会过的。我一边在院子里等着老王头，一边想象着等会吃西瓜的时候自己应该说什么，我甚至已经想到将来如何跟小野他们统一口径。
就这么过了大概五分钟，我看见老王头手里握着一根藤条，气势汹汹地走了过来。他瞪着一双差点将眼眶撑裂的眼睛，问我有没有看见几个小孩，他们往哪去了？我说没看清是谁，只看见他们往那边（我指了一个相反的方向）去了。老王头警告我，说如果我撒谎，他等会儿回来就要打断我的腿。我说随便，反正我的腿也没什么用，别打脸就行。
老王头走了以后，小野和另外三个男孩蹑手蹑脚地从我家走出来。确定对方真的走远了，他们才算是松一口气。
小野擦了擦脸上的汗珠，带着那三个男孩就转身离开了。我问他去哪，他说回家。我说他不是还要给我分西瓜嘛。他哈哈一笑，说要是我能追上他，他就给我吃。说完，小野带着他们几个人奔向一座台阶，背影渐渐的远了。
当时，我坐在轮椅上，不能去追。若是去追，轮子撞向台阶，肯定是要翻车的。但那一刻，我真想去追。我想要翻车，我想要摔倒，我想要流血，我唯独不想就这么看着他们离开……
我就像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鼻尖一酸，眼泪不可遏止地涌出眼眶。透过泪水的扭曲，我仿佛看到面前那座台阶变成了一道墙，轻易地将这世界一分为二，将我们分成两个不同世界的人。
后来，小野因为偷东西这事儿，被他爸打得遍体鳞伤，那三个男生也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惩戒。而我，因为撒谎，不仅受到严厉的训斥，外加一盒酒心巧克力被全部没收。
从那以后，我就对“跟别人一起玩”这种事儿，没有多大期待，也没有多大兴趣了。我开始学会一个人玩游戏：一个人组装乐高积木；一个人拼2000块的拼图；一个人打小霸王游戏机——那时我最喜欢玩的就是《忍者龙剑传》，因为那是单人游戏。
再到后来，父母从外地带给我进口的变形金刚。在别人还没听说过擎天柱和大黄蜂的时候，我已经把它们摆在了自己睡觉的床头上。到了下午，我还要在院子里开一会儿遥控赛车。过去是我托着腮帮子，看小野他们在空地上踢球；现在是小野他们抱着脏兮兮的足球，围成圈儿看我开赛车。如果有人想借我的玩具，我会面带微笑地回答他：不行！当旁人围成小圈子，谈笑风生的时候，我不再试图融入他们的谈话，而是一个人在旁边静静地读书。等到大家各自聊完，我的一本书也刚好读完了。于是，常有不明者夸道：“这孩子真是爱读书。”
其实我知道，自己不是一个爱读书的人，只是缺少一个不读的理由。
有时候我会想，自己在小野他们的眼里，是不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或许算不上“特立独行”，但至少是一个“独特”的人。无论是我的身体，我的玩具，还是我的习惯，都与他们显得大不相同。
但，这是我想要的吗？
绝然不是！
我曾经一度陷入迷茫无助的精神沼泽，而且越陷越深。每天早晨起来就情绪低落，甚至一场大雨都会使我充满悲伤。而令我感到如此煎熬的一个问题就是：假如学业、事业、爱情、婚姻、家庭、子女、健康是评价一个人不同阶段、不同时期，最重要的衡量指标，那么失去这一切的人，是否还有存在的价值？如果仍有价值，那么他的价值应该用怎样一把标尺来衡量？
站在时间的制高点审视过去的自己，我发现有时候人们之所以感到迷茫、痛苦和无助，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我们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标尺来衡量自己的价值。我们不确定自己所做的事情到底有没有意义，也不知道做什么事情才算是有意义。因为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事情，所以我们对自己存在的价值都会产生质疑。毕竟，面对整个社会的评价体系，渺小的我们实在显得太微不足道、不值一提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总是特别羡慕那些特立独行的人。因为他们不需要在社会的评价体系中苦苦挣扎，也不需要用普通人的价值标尺来衡量自己。他们有一套自己的评价体系，有一把专门衡量自己的价值标尺。他们在自己的世界里活得洒脱而自在。旁人可以羡慕，却永远也学不来。唯一值得我们思考的就是，那些“特立独行”的人，是如何变得“特立独行”的？那些“特立独行”的人，彼此之间是否存在共性？而那些向往“特立独行”的人，又是如何走向庸俗与浮夸的？
我相信，这世上没有任何一个真正特立独行的人，会将“特立独行”当作自己的本意。而刻意追求“特立独行”的人，最后都不免沦为一个哗众取宠的俗众。只因，“特立独行”不是一种行为，不是一种气质，不是一种追求，更不是一项能够供人思前想后的选择。它是一种反抗，是一种受到强大压迫之后，内心深处产生的反抗意识。这种压迫通常来自于两个方面——即环境与精神。前者如王小波，后者如黄家驹。
在王小波的成长岁月里，“老舍跳了太平湖，胡风蹲了监狱，王实味吃了枪子儿”。一个荒唐时代对于正常人的情感表达，有着近乎窒息般的束缚。就像王小波自己说的：“我总觉得自己有一种写小说的危险。”正是那种极度压抑的成长环境，才能造就王小波后来天马行空的文学激流。而同样作为特立独行的人，黄家驹则与王小波有所不同。当谭咏麟和张国荣等人的“软情歌”充斥香港乐坛，街头男女都唱着小情小爱而“背弃理想”的时候，家驹没有像一般音乐人那样，用廉价的伤感情歌来向这个时代献媚。他带着自己的才华与梦想，远赴日本。最后以生命的方式，传递出一种永不妥协的音乐信仰。就像《海阔天空》中唱的：“背弃了理想谁人都可以 哪会怕有一天只你共我。”対黄家驹来说，音乐既是人生的勋章，又是灵魂的桎梏。
他们一个受到外在环境的压迫，一个受到内在精神的压迫。两种不同的压迫却使他们成为同一种人——一个奋起反抗的人，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一个敢于挑战禁忌的人，一个敢与世界为敌的人。他们对旁人的眼光视而不见，对世俗的评价充耳不闻，对浮华的虚名轻蔑一笑，对无耻的陷害冷静回击。他们并非是对这个世界充满仇恨。恰恰相反，他们是太爱这个世界，他们希望这个世界跟自己一样真诚而善良。
越是与世界为敌的人，越是渴望世界对他的认同。
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与其考虑要不要当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不如先想想自己是否受到任何一种压迫。没有压迫就没有反抗，没有反抗，“特立独行”就无从谈起。而你一旦有幸、或不幸地成为一个“特立独行”的人，所失去的一定比你得到的更多。你想过普通的生活，就会遇到普通的挫折。你想过上最好的生活，就一定会遇上最强的伤害。这世界很公平，你想要最好，就一定会给你最痛；你想体会“特立独行”的潇洒，首先就要失去平凡纯朴的欢愉。
“特立独行”就像是绝路上的一座桥。行走于桥上之人，早已被命运逼向绝境。
如果有可能，我更希望这世上没有所谓的“特立独行”。我们不必再人云亦云，也不必再哗众取宠。每个人都能随心所欲地表达自己的喜好，毫无顾忌地追求自己的梦想。所有人能够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而得到尊重，不用为了搏出位而标新立异，不用为了活得体面而苦苦挣扎。更重要的是，不会再因为一个无法踏上的“台阶”而眼睁睁看着别人离开。
我希望，每个人因为平凡而独特，却不因为独特而平凡。
（此文源自知乎《做一个特立独行的人需要付出什么代价？会有什么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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