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女孩与一个女孩之间，我有极短暂的休息时间。
在这短暂的几分钟里，我往往会坐在窗前的白色椅子上，看楼下结满了野梨子的大树。果实起初是青灰色，味道很涩，后来渐渐变大而饱满，但果肉仍然极酸。多年来大树没有给过我哪怕一次惊喜；就像那些女孩子一样，它使我忧伤。
我是一名女子医院的外科医生，我的工作是为那些怀孕但不想生产的女人做流产手术。怀孕的女人里有很多稚气的面孔，她们有瓷一般的肌肤，透明的眼泪，以及年轻的子宫。她们很多人都是第一次怀孕，有一些女孩连什么时候怀孕都不知道，被告知事实后，她们哭着恳求我：“姐姐，手术疼吗?能不能轻一点?”
而我只是严肃地回答：“会很疼。”我做不到温柔安慰、细心抚恤，因为来九楼这间大手术室里的人并不是患有病痛，她们往往是健康的女孩，来此的目的是要硬生生摘除身体里的血肉。从某种意义上讲，她们比我这个执行者还要残忍。
在手术过程中，我会对那些年轻的姑娘们下手重一点。我持刀、钳与吸管，在她们柔软的内里探索、捕捉、摘除、导出。医者手势的重与轻，如同法律的量刑，在不伤害她们又顺利完成手术的前提下，我会给她们一些教训。因为痛过，才会有教训。
这是一次小型的凌迟。我说：“如果再做这样的手术，子宫壁会变薄，有可能破损，你一辈子都不要想生孩子了。”我不是危言耸听。女孩都会说：“我再也不敢了。”
我再也不敢了——这话不要跟我说，这话应该在静静的深夜，说给自己的心灵听。其实我很希望像她们这样美丽、健康、活泼的女孩，能够拥有完美的身体，并且爱惜上天的馈赠，让身体随心一起长大成人，而不是心还幼小，身体却已经过早用旧。
1997年，那是一个下着暴雨的夜晚，当时还只是实习医生的我被电话吵醒，医院来了一名急诊病人，身受重伤，检查时发现她怀有四个月的身孕，并且已经流产。我赶到急诊室时，女孩已经半昏迷，并且喝了酒，口中一直念着一个男人的名字。
她身上的多处淤伤证明她受到相当程度的虐待，产科主刀医生还没赶到，手术一时做不了。天气灰暗寒冷，病房的暖气也似乎不起作用。我用瓶子接了热水，递给她握在手里，瓶子渗透的暖意让她慢慢地平静下来。整个手术过程中，她一声不吭。麻醉、消毒，医生打开她的子宫，冰冷的器械探进去，拿出她的胎儿。术后我提着两整袋的血，路过她的身边，感觉她像一只失水的水母，整个人都变得瘦小了。
女孩住院那一周里，从没有人来探望过她，她一个人打医院食堂的饭菜，一个人慢慢下床上厕所，夜里她一个人望着窗外，或者沉沉睡去。我以一个小医生的热情时常去看她，她沉默不语，看出我的好意也只对我说：“不用管我，您去忙吧。”这是个有教养的姑娘，一直到她离开，她对我始终称“您”。她说：“医生，谢谢您那瓶热水。”
离开医院时，她已经判若两人，变得平静、稳重、坚强。我想，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能给另一个人的安慰真的不会很多。长篇大论的教诲，抵不上一杯热水之后看清爱情的真相，这是我所做过得最有成就感的事情。
在我还是一名医大的学生时，我的老师对我们说：“女人的子宫，就像一颗倒悬的梨子，它非常柔软，非常美丽，它可以感知甜蜜，也会带来痛苦。”女人真正的一生，是从怀孕开始。怀过孕，一个女孩变成了真正的女人，明白了女人所要经历的种种甜与苦，痛与泪，还有成就、幸福，人生真正的滋味。我渴望听到楼上同事的诊室开门关门的声音，那是产房，在那里，梨子成熟，诞下婴儿，一个女人成子母亲，一个生命变作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