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者说之无心，而群众却能听出你话里的弦外之音。因此，领导者一定要慎言，不该说的不说，不该讲的不能乱讲；要约束自己的言行，做到言必适时，言必适情，言必适度。
帝王君临天下，一言九鼎。帝王出言不慎，则会让臣子迷惑，误会帝王的意思，影响施政。君无戏言，帝王务必三思而后言。太宗心忧天下黎民，将对百姓是否有利，看作是慎言语的标准。
贞观二年，太宗对侍臣说：“朕每天坐朝，要想说出一句话，就要考虑这一句话是否对人民有益、对国家有益！朕，实在不敢多说话啊！”
掌管皇帝起居事务的杜正伦，为人忠诚正直，对国君的言行必定认真记录在《起居注》里，他向太宗进奏说：“陛下如果有一句话违背了天理，那么这句错话便会千秋万代流传下去，损害陛下的道德形象，不单只是今天对国家对百姓有害处，所以，臣也希望陛下说话谨慎。”
太宗听后非常高兴，赐给杜正伦彩绸百段，奖励他的谏言。
贞观八年，太宗对身边的大臣们说：“言语是君子的关键，岂是随便的事情？一般百姓一句话说不好，就有人记住它，成为他的耻辱和累赘，何况是一个国家的君主，说话更不能有什么疏忽。国君信口开河危害特别大，难道会和百姓随口说话后果一样吗？我经常拿它作为警戒。隋炀帝初次驾临甘泉宫时，很满意宫里的泉水山石，却嫌没有萤火虫，下令说：‘捉一些放到宫里，晚上用来照明。’主管官署急忙派遣几千人去捕捉，送了五百车萤火虫到宫廷旁边。小事尚且是这样，何况那些大事呢？”
魏征赞赏太宗：“君王处于天下最高之位，如果讲话失误，就像日食月食一样，天下人都会看见，确实是要像陛下这样兢兢业业、谨戒慎重的！”
慎言就是要言语谨慎，持之有据，言之成理，说话要充分考虑客观条件，切忌信口开河。慎言是古训，祖先们创造这个词的本意是要我们说话谨慎。它总是和“祸从口出”、“言多必失”、“明哲保身”等词语联系在一起的。
我们常说：“言多必失”，意思是说：如果一个人总是滔滔不绝地讲话，说的多了，话里自然地会暴露出许多问题。
在事业成功的过程中，一言一行都关系着个人的成就荣辱，所以言行不可不慎。
那些成功的人，说话就会把握分寸，不管在什么场合都是落落大方，说话的时候，说得很充分，不该说的时候，一句话也不说。
不论什么时候，在公共场合，说话时都要注意说话的分寸。没有考虑周到的话，最好少说。
慎言是我们立人原则中非常重要的一点，也是我们修身养性的重要体现。一个言行有原则分寸的人，势必处处受人青睐和信任，也会给更多人以积极的影响。
领导者身居高位，要自重、谨慎，要管好自己的嘴，不得妄说、乱说、胡说。要把好“言”度，不轻诺、不多言，不说大话、空话、假话，不说出格的话。
在胡杨的一篇杂文里，有一则关于领导者没有慎言的例子：
某局新起大楼，接近完工时，上级某领导下来检查工作，顺便视察了这座大楼。大楼的一楼按开始设计的规划是办事工作大厅。领导看完后说：“一楼可以改为门面嘛，这样可以增加单位的收入，至于办事大厅么，改到二楼去。”领导走后，该局迅速按该领导的意思进行改建。
一个月后，在大楼又要接近完工时，又一个更为重要的领导来了，顺便也视察了这座大楼，同样，对大楼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一楼怎么能做门面呢？这有损于单位的形象的，要把办事工作大厅建起来，这样才能方便群众办事嘛。”
于是，该局又按该领导的意思再次进行改建，如此反复，不仅影响了工期，还劳民伤财。作为领导者，在对下面的情况没有真正了解前，就不要随便提出自己的意见，领导者是全面工作的指导者，并不是专家，在一些具体事情上，要多听听专家的意见，多听听更了解情况的基层的意见，而不是随意作“指示”。领导者（尤其是身居要位的领导者），更需要慎言。
2004年8月28日，在“中国企业家经济高峰论坛”上，经济学者张维迎做了《中国企业的生存环境与经济学家的社会责任》的主题演讲，张维迎提出的最大忠告是：“学者要有良知、责任心，发表观点时一定要严谨、谨慎。一个人的名气越大，说话就要越谨慎。*说话很少，因为他的影响很大，稍微说一些话可能对社会产生很大影响，而这个是他不愿意的，所以他尽量少说话。所以学者也要尽量说话谨慎，不能信口开河，因为这对社会带来的损害太大了。”
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其《领导人》一书中说：“夸夸其谈的人往往最后显出本色是思想最浅薄的人。对于希望成为领导者的人来说，一条有益的规则是，只要能由他自己选择，就要少动口，多动脑。”
慎言，可以让自己不做话语的奴隶，可以让自己获得尊重和威仪。从一定意义上讲，领导者在群众中，是一级组织的代表，领导的言行对群众影响非常大。在很多情况下，领导者说之无心，而群众却能听出你话里的弦外之音。因此，领导者一定要慎言，不该说的不说，不该讲的不能乱讲；要约束自己的言行，做到言必适时，言必适情，言必适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