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韩大战”双方貌似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是谁非呢？如果一个像韩寒这样的“意见领袖”都可能是假的，那说明指望名人给你意见是不靠谱的。为了不让屁股决定脑袋，不让感情左右判断，你必须学会独立思考。
怎样才能独立思考呢？一些批判性思维的方法和逻辑训练是有帮助的。这里推荐《超越感觉：批判性思维指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下面是其中的一些基本原则，这些原则让你成为独立的个体而不是别人思想的跑马场（p. 13）。
- 把你对任何人、议题或情势的第一反应看作是尝试性的。无论它多么吸引人，在你未考察它之前，都不要接受它。
- 判断你为什么会作出这种反应。考虑你是不是借鉴自其他人——父母、朋友或者名人、电视中虚构的角色。如果可能，确定什么是特定的经验影响你作出这样的选择。
- 考虑你有可能对这个人、议题或情势作出的其他可能的反应。
- 询问你自己是否还有其他比你的第一反应更恰当的反应。你在回答时，排除你的制约条件的影响。
有趣的是，这本讲批判性思维的书的作者也不能避免一些常见的逻辑谬误。例如作者写道：“另一个误解是批判性思考者从不模仿他人的思想和行动。如果事实如此，那每个古怪的人都会是批判性思考者”（p. 22）。聪明的读者，你发现这个推理的问题了吗？
对于国人来说，我认为最需要警惕的就是比喻和类比思维。这是很多文明早期的传统，唯中国因形式逻辑的不发达，比喻和类比至今仍然是国人论证的主要方式。例如大家耳熟能详的《荀子》的“劝学篇”：“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这种比喻和类比能增加文章的可读性，也更容易为大众所接受，因而在文学中是经常使用的手法。鲁迅、王小波、钱钟书的文章都经常运用巧妙的比喻和类比说明问题。（署名）韩寒的杂文也有这个特点。然而比喻和类比的论证力通常是很弱的，人们往往注意到了所比之物的相似性，却忽略了彼此之间的差别。一旦意识到它们的差别，就会发现这些论证所得之结论往往是站不住脚的。为了识别某些比喻和类比的误导性，一个办法是将这个比喻或类比一般化，并作一次新的类推，看是不是能得出荒谬的结论。
这里举一个韩寒在很多场合用来反驳方舟子质疑的类比。韩寒说，就好比一个人背了一个包，旁观者可以说这个包如何如何差，但不能说这个包是偷来的。可是，按照这个逻辑，如果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背一个包，旁人都只能批评包的质量而不能质疑包是从何而来，那么每个人都可以堂而皇之的偷包了。反推回来，按照韩寒的逻辑，对每个作家，我们都只能批评其作品的好坏，而不能质疑其作品是否属于作家本人。为什么韩寒的类比乍一看有道理，实际却蕴含这么荒谬的结论呢？原因在于，偷包的例子与韩寒是否有代笔并不完全类似。在没有其他信息的条件下，一个人背着个包，哪怕这个包是LV，也没有理由去质疑人家的包是偷来的，因为没有疑点。可是，如果一个家庭贫困的小学生每天背着一个LV出入教室，并且问他的包从何而来也一问三不知，那是不是可以质疑他的包不属于其本人呢？同样的，韩寒跨着他的“包”招摇过市，并且凭借此包赢得了巨大的声誉，可是每当他谈起此包就左闪右躲，既不知道这个包是什么牌子，也不知道里面装了什么东西，别人质疑其包从何而来时他也拒不回答，而只是反复强调：这包就是我的，就是我的，就是我的，你怀疑这包不是我的是很可耻的，会导致每个人都不敢买包了。这样的回答不但不能平息众人的疑虑，反而令人更加相信韩寒不是包的主人。
其实，后期（署名）韩寒的文章之所以很多人喜欢，甚至有人捧韩寒为“当代鲁迅”，很大原因在于这些文章凸显了常识的价值。这些常识往往被各种编造的理论、词藻和借口所遮蔽，让人迷失真相，而一旦揭开面纱，人们才发现，真相其实如此简单。很多人宁愿相信神迹也不愿相信常识，并且用诸如“你做不到不等于天才也做不到”来反驳。
另一个很多人轻信谎言的原因是，他们太相信所谓“直接证据”，太相信所谓物证、人证，因为这些证据看得见摸得着，不用费脑子，而类似方舟子的那些间接证据需要推来推去，太伤脑筋。一个不愿思考的人很难看到间接证据的力量。想想周正龙拍虎事件吧。周某当初也信誓旦旦，用人头担保真老虎。某些官员甚至专家不愿相信科学常识，而宁愿相信那张劣质的照片。要知道，在缺少信用的中国，在各种用来证明事实的证书都可能造假的情况下，周某的照片、韩寒的“手稿”这些“物证”，周某所在的地方官员、韩寒声称的同学这些“人证”都不如常识来的更可信。
p.s. 本人写文章不区分“的、地、得”，因为我认为不影响文章意思的表达，但这不表明我不懂得区分。所以那个证明韩寒文章前后不一致的“的、地、得”的证据，我认为是很弱甚至是无效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