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知道你选的东西已经被人换了
Petter Johansson在2005年曾发表了一篇文章描述其实验 。他们将多组成对的人脸图片分别给120个人看，让他们选择在每组图片中呈现的两张人脸图像中哪一张长相更吸引人。
实验过程
对于每组图片，测试人员会分别举着两张人脸图，然后让被测试的人用手指出来是喜欢左边的人脸还是右边的，每次选择完之后，测试人员就会把被选中的图片递到被测试人员的手上，然后把另一张没被选中的就正面朝下地盖在桌子上。每个被测试的人都会被问15组图片，但是测试人员在这里故意用了一个小花招，在其中的3组图片（欺骗实验）中，当被测试的人选完自己喜欢的人脸图时，测试人员偷偷地把那张喜欢的图换成没被选中的另一张图，然后也递到被测试人员的手上，然后跟他确认刚才选的是不是那张。这一过程被分成了好几种情况进行测试，分别是让被测试的人在2秒钟以内、5秒钟以内以及任意时间内做出选择；同时，向被测试人员确认选择的是哪张图的提问也分别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每次选完了就确认，一种是做完所有测试之后再确认；另外，每组图片也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两张图的相似度非常高，一种是非常低。
试验结果
这个实验的结果非常出乎意料，测试人员总共进行了354次欺骗实验，在每次选完图片并被偷偷换了图之后马上确认的情况下，几乎所有的被测试的人都会对着那张没被自己选中的图片说：“对，我刚才选的就是这张”，觉察到图被换了的比率只有13%，即使是在两张图的相似度非常低，并且给予被测试的人任意时间去做出选择的情况下，真正觉察到被偷换图片的比率也不过是27%。有趣的是，实验要求被测试人员在确认完自己选的图之后要进行解释，说自己为什么会喜欢那张图。对于那些欺骗实验中的被测试者而言，应该是说不上来理由的，但是大部分人反而会对自己原本不喜欢的图做出喜欢它的合理说明（以下是几个实际回答的例子）：
1.（图片里的）她长得跟我一个阿姨很像，而且看起来比另一张图片里的人要好
2.她长得特别精神，我喜欢她戴的耳环，要是酒吧里碰见的话我会跟她搭话，不会跟另一张图的人搭话。
3.照片里的她很性感，
4.她的脸型、下巴很好看
5.我觉得她更有个性，更吸引我。
6.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选她）。
7.因为她在微笑。
8.我为什么选了她？因为她长得比较男性化。
除了上面第6个答案之外，其余的答案几乎都可以说是在撒谎了，但是说话的人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编理由。甚至人的这种偏好是可以被外界操控的。
日久生情
2003年下條信辅（Shinsuke Shimojo）曾发表过一篇相关的论文 。这篇论文中他做了一个相似的实验，也是让人们从两幅人脸图片中选择一张更有吸引力的，被测试的人会对着这两张图片看来看去，眼光分别在不同的图片上聚集，但是逐渐地、人们盯住他们最终做出选择的图片上的时间会越来越长。那么问题来了，是因为我们看得久了所以才喜欢，还是因为喜欢了所以就看得更久。为了解答这个问题实验人员做了下一个实验。还是两张人脸图，每次只呈现一张图片，之后再呈现另一张，然后不断反复这个过程，但他们故意将一张图片的呈现时间调成0.9秒，另一张是0.3秒，当图片呈现的反复次数足够多时（12次），会有将近60%的情况下人们选择每次呈现时间为0.9秒的那张图片，简而言之，这一现象可以概括成日久生情这四个字。
直接操控大脑、改变喜好
除了用改变图片呈现时间的方法外，现在也可以直接用改变人们大脑活动的方式来改变人的喜好。比如，柴田和久（Shibata Kazuhisa）延续其一贯的研究，在2016年发表了这样一个实验 ：他们使用了一个被称为解码神经反馈技术（DecNef）。首先让参加测试的每个人对上百张人脸图形从1～10打分，越喜欢的脸打越高的分。然后使用核磁共振，获取参加测试的人在看到他们喜欢的和不喜欢的人脸的时候，大脑中叫扣带回皮质的区域的神经信号（因为这一部位在人的喜好判断中起着重要作用），然后找出看到喜欢的人脸时的该区域神经信号的特点，以及觉得一般或不喜欢的人脸时的信号特点。然后他们实时地把该区域的活动信号读取并显示在电脑屏幕上，用一个绿色的实心圆表示该信号的强度，比如看到喜欢的人脸时，表达喜欢（或者说高兴）的脑活动更强，于是该圆就显得很大，看到觉得一般的人脸时，圆的大小就正常，看到不喜欢的人脸时，表达喜欢的脑活动就弱，于是圆就变小。
然后他们将每个被测试的人觉得一般的人脸（评分5左右）在电脑屏幕上展示出来，看完之后就把被测试的人的大脑活动（绿色圆形）也显示出来，然后告诉被测试的人屏幕上的圆形代表他们的大脑活动，让他们不管用什么办法、活动自己的大脑，尽量让这个显示屏上的圆形变大（这一过程就称为神经反馈），就这样训练三天。这个实验的意思是让看见觉得一般的人脸的时候，人为地将大脑中表示喜欢的大脑信号增强。等这个训练结束后，再让被测试的人给那几百张人脸图形打分，结果发现，那些原先觉得长得一般的人脸图形，在被用于神经反馈训练的训练之后，得分都变高了，也就是说人们真的开始喜欢上了这些原本觉得一般的人脸。
当然，人对面孔的喜好也会受到生理状态的影响，比如有研究表明处在排卵期的女性更喜欢长相阳刚的男性，而在非排卵期的时候，又更偏好长相阴柔的男性。
框架效应与锚定效应
在我们自己的生理因素的影响之外，又存在着被称为框架效应以及锚定效应等因受到外界信息呈现方式不同的影响，导致我们对于本质上相同，但表达方式不同的问题给出不同答案的思考决策现象（这些现象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卡尼曼的《思考，快与慢》一书中有很多介绍）。这里简单转述几个他书中提到的例子。
框架效应
公众疾病方案：现在有一个传染病会威胁到600人的生存，为了拯救这600人的生命，现在提出两个方案，方案甲可以保证拯救200条生命，方案乙是有三分之一的概率可以拯救所有600条生命但同时有三分之二的可能性是失败从而失去所有600条生命，听了这两个方案之后，大部分都选择方案甲，因为他能确保200人获救。但是我们换一种说法，即，方案甲不可避免地让400人丧生，方案乙有三分之二的可能性会丧失600条生命，只有三分之一的可能性可以救活所有人。此时，大部分人又会选择方案乙。然后本质上这两种说法中，方案甲和方案乙都是相同的，只是第一个说法中，方案甲强调了方案的好处（拯救200人），第二个说法中则强调了方案的坏处（400人丧生）。
对这种看起来矛盾的选择的一个解释是，得到的某一个东西的欣喜程度是小于人们失去相同的东西的害怕程度的，所以人更倾向于规避风险的选择，于是在面对选择的时候人们大多会避开会一定导致损失的选项（强调失去生命的选项）。
锚定效应
卡尼曼和他的同事制造了一个幸运转盘，让大学生来参加转盘游戏，转盘上面有从0-100的数字，但实际上这个转盘的指针只能转到10或65这两个位置上。参与的人并不知道这个转盘是被动过手脚的。每个人转完转盘后，都会被问到一个问题：“你认为非洲国家在联合国中的比例是多大？”。结果是，转盘转到数字10的人的答案的平均值是25%，而转到数字65的平均值是45%。转盘的数值跟这个问题是毫无关系的，但是却无意识地影响到了参与者的答案。看到更小数字的人的估值更低。这表明我们在信息匮乏的情况下寻找某一问题的答案时，是会受到无关信息影响的。
这样的影响甚至会关乎司法公正。在一个类似的实验中，参与人员都是法律专业人士—平均任职时间长达15年的德国法官，实验要求这些法官们对一个妇女盗窃案决定刑期，但是做决定之前让法官们掷骰子，这个骰子也偷偷被做了手脚，于是掷的结果不是3就是9。法官们随后给出的刑期平均值是这样的：骰子是3的法官的判决结果是5个月，而骰子是9的法官是8个月，尽管对象案例是完全相同的。此时法官们都应该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决定是受了骰子的数值的影响，对于一个跟法官毫无利害关系的偷窃妇女，不论是法官还是我们大家作为局外人都会相信法官是在基于多年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做出了公正判决。
中心极限定理
还有一个例子是,有一个飞行教练，他说每次飞行员飞行得很好的时候他就会表扬，但往往下一次飞行员就飞得很普通，在飞行员飞得很烂他把飞行员骂了一顿之后，该飞行员第二次基本上就会飞得不错，于是他得出一个结论：惩罚比奖励的效果要好。应该很多家长和老师直觉上也会这样认为，骂一个小孩比夸奖他得到的效果要好。但这个现象却跟骂还是夸奖毫无关系，原因在于它是统计学上的中心极限定理的体现。当飞行员的表现呈现正态分布时，大多数情况下，飞行员的表现就应该是他的平均水平，超常发挥和异常糟糕的情况本身比例就不高，于是当他超常发挥时，下一次的水平处于日常水平的可能性非常高，很难会连续不断做出超常发挥，反之亦然。所以当他表现糟糕的时候，十之八九第二次就能恢复到正常水平，于是表面上看起来是骂人起到了效果，觉得飞行员因此更认真了。
多数人错觉
我们常常会发现某些信息在社会传播很广，某些却转瞬即逝。
我们可以看到如下两个网络图，他们的结构是完全一样的。然后每个图上都随机选择三个圆圈（节点）标上红色。我们假设每个圆圈代表一个人，连了线的人表示他们相互认识、是朋友，进一步让白色圆圈代表不抽烟的人，红圆圈代表抽烟的人。
对于图a，你会发现，每个普通人周围抽烟的（红色）都会比不抽烟（白色）的朋友要多。
对于图b，你会发现，情况相反，每个人周围不抽烟的人比抽烟的人要多。
这样，即便是同样的社会关系下，如果碰巧是图a的状态，大家都会产生“多数人错觉”（majority illusion），觉得自己周围的人大都在吸烟（以致于觉得整个社会的抽烟率很高，那么自己也干脆抽烟吧）。原因在于，图a中的抽烟者刚好都是朋友很多的人。
所以如果想传播一个思想，那么拥有大量拥趸者的人（即便人数不多）最早持有这一思想即可。
于是比如青少年抽烟，只要他们刚好处于这样一个环境，就是周围认识的朋友中抽烟的居多，他们就觉得抽烟理所当然。
逻辑推理也不容易
那么我们摒弃这些外界影响，认认真真地去做个逻辑推理题的时候是不是就不容易出错了呢。也不尽然，因为我们的可能过于丰富的联想能力会害了我们。
1966年一个叫Peter Cathcart Wason的人设计了一个叫四张卡片的逻辑题。这个题目的一个变种是这样的，首先有四张卡片，每张卡片都是一面是英文字母，另一面是数字。现在假设这四张卡片都放在桌上，我们可以看到每张卡片的一个面，分别是
|A | F | 4 | 7|
接下来希望大家验证一个说法，即“如果这些卡片满足一面是元音字母的话则另一面必是偶数这个规则”，为了证实这个规则成立，你需要翻看那几张牌的背面。
大部分人会选择翻看【A】和【4】，只有很少一部分会选择正确答案【A】和【7】。
这里只需要证实元音A的背面是否是偶数，以及7的背面是否是元音。至于为是为什么会有人确认4的背面的原因，可能是人们会在题目要求证明“元音背面是偶数”时直觉地得到 “偶数背面要有元音”这一表面看起来相关但是逻辑上却不成立的结论。有意思的是，把这道题目的内容变成和日常生活相关的东西后，大部分人又可以答对了。同样还是四张卡片，一面写的是人的年龄，另一面写的是酒类饮料或者软饮料：
|啤酒 |茶 |28岁| 17岁|
这时题目变成要翻几张卡片才能证实酒类饮料背后一定是大于18岁（成年）的年龄这一规则成立。大部分人都会正确地选择去翻【啤酒】和【17岁】这两张卡。因为是确认酒类饮料，所以【茶】这一软饮料的背面是什么无关紧要。同样，【28岁】已经是大于18岁的数字，所以不管他背后是哪类饮料，都不会影响要证实的规则。
人在做出选择或判断的时候，不可否认会受到外界的影响，但是我们意识到了自己是因为这些影响而失之偏颇了吗？追求理性一向都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需要在我们充分认识到自己是非理性/感性的情况下才能更加审慎地做出判断。从某种角度上说，那些想当然的、粗心的错误，或许是我们人类的一种特殊能力，不完全符合逻辑的想象力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新想法和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