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头疏于梳理的长发和一把肆意生长的大胡子，往往可能是人们对于理查德马修斯托曼的第一印象。这位马上就要过60岁生日的自由软件基金会主席不用手机、不买房、没有汽车，看起来像是个流浪汉，但是却是美国工程院院士、麦克阿瑟奖得主，以及五所大学的荣誉博士和两所大学的荣誉教授。同时，他也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黑客之一。
站在比尔盖茨的对立面
斯托曼和比尔盖茨有些相似之处。他们年纪差不多，都在大城市出生和长大，都曾在哈佛大学就读，都是程序员；但是，他们的主张却截然不同。比尔盖茨致力于消除盗版、保护版权；而斯托曼则主张源码共享、自由复制。比尔盖茨和他创立的微软公司让软件行业一度成为年轻人就业的首选，斯托曼的自由软件运动则催生了Linux和难以计数的自由软件，让全球十亿的计算机用户有了更多选择——脱离软件公司的控制，而且免费。
斯托曼对计算机的兴趣是在高中萌生的。他在纽约曼哈顿的IBM科学中心展现了对计算机技术的兴趣与天赋，并且由此在暑假中得到写一个数值分析程序的机会。1971年，十八岁的斯托曼进入哈佛大学，同年就受聘于刚刚成立不久的麻省理工学院人工智能实验室，一干就是十几年。就是在这里，他开发了被称为“神的编辑器”的Emacs。
在这十几年中，斯托曼也成为了计算机历史的一部分。他目睹着计算机从庞然大物变成桌上必备品的过程，也经历了软件行业迅猛发展的浪潮。成千上万聪明的年轻人投身到这个行业中，商业软件公司纷纷建立，施乐、苹果和软件这样的公司成为新的偶像，写软件、卖出去、挣大钱，正成为这个行业的新规则。
但是斯托曼并不喜欢这样。他一直认为，软件这种智力产物应该是可以免费获取和免费分发的。软件是由黑客的兴趣凝成的结晶，以金钱为代价阻碍它们的流通，将会禁锢思想和抑制创造。他认为人们有发自内心的创造渴望，而限制这种渴望，本身就是犯罪。
最后一个黑客
1983年，比尔盖茨善于软件版权的论述已经深入人心， 人们已经接受把软件作为商品看待的想法。麻省理工学院人工智能实验室的几句程序员离职创办了一家公司，走上了模仿微软公司的道路。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斯托曼决心发起自由软件运动。
他认为，软件的商业化不仅会阻碍计算机文化的发展，还会让人们丧失自由。当人们受制于某个不发布源代码的商业软件，也就同时受制于软件公司。用户无法自由地改变软件来适应看书的工作和生活，也无法确定软件中是否有让自己受到伤害的东西。
虽然世界上大多数人并不是程序员，无法自由修改软件的源代码来添加自己想要的功能，但是这并不是重要，对于软件源代码的诉求是道德上的，软件公司本来有义务向用户提供源代码——用户自己是否能修改并不重要。
1984年1月，自由软件基金会成立，斯托曼差不多是一个人和整个行业对抗。当时他只能睡在办公室里，没有钱，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他就像唯一的战士，面对迎面杀来的千军万马，手里的武器却只是一根牙签。
第二年，自由软件基金会发布了“自由软件通用许可证”，任何使用这种许可证发布的软件，都允许其他人查看、修改和传播软件的源代码，并且在传播软件的时候，也要同时发布源代码。斯托曼说：“我试着从总体上改变人们接触知识和信息的方式。我认为个人独占知识、控制人们使用知识，或者企图阻止人们共享知识，都是一种蓄意破坏行为。这种行为只有利于这样做的少数人，而代价却是让全社会都变得更贫困。”
作为一个黑客，斯托曼认为真正的黑客们本来就不是为了钱才工作。好奇心、乐趣和成就感是他们的驱动力，如果获得额外收入的话，那可算是某种意外。事实证明，真正的黑客还为数不少。自由软件运动开始发展壮大，应用软件、编译器直到操作系统都有了能替代商业软件的自由软件，它们的使用者也越来越多，从个人到企业和组织，都在从自由软件中受益。
改变了这一切的斯托曼，已经成了黑客中的传奇。他的名字有了专用的缩写rms，他那标示性的长发和胡须也成为黑客精神的象征——虽然热爱自由的黑客们不会把它的头像像切格瓦拉的头像那样印在T恤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