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企业的40年发展史。分成上下两册，共567页。
上册比较有意思。讲1978年到1999年之间的民营企业家们的故事，有许多是没听过的或者已经淡出记忆的。绝大部分企业家是白手起家，文化程度不高，一路跌跌撞撞，有成功更多的是失败。
读后感觉浙江制造业最牛的一点是打火机之类的小产业的大规模集群，由此带来的价格优势和柔性制造优势领先于全世界。
另外一点印象深刻的是，改革开放初期，浙江人就走遍全国，推销本地的小商品。
下册相对比较枯燥无趣，资料堆砌较多。
作者是新闻记者与编辑出身。采访过部分书中的企业家。书的行文风格像是报纸上的新闻稿的集合。每一篇都有资料、数据、故事，但是全书看则有点琐碎，细节太多，作者自己的分析与概括比较少。
另外，书的副标题是“浙江改革开放史”，但是实际上作者的视野局限在有过新闻报道的企业上，书中的大部分资料都是依据新闻报道整理的，自己采访企业家也是新闻报道的目的而不是研究历史的目的，因此书中肯定会漏掉一些重要但是报道的少或没上过新闻的企业与事件。
总体评价3星，有参考价值。
以下是书中一些内容的摘抄，【】中是我根据上下文补充的信息：
1：在过去40年全国各项经济数据的排行榜上,浙江总是名列前茅。但有一项数据最为亮眼,可以说是一直被追赶,从未被超越——老百姓的收入。P前言9
2：耐人寻味的是,我们随后可以观察到,在此后20多年改革的年轮中,以温州为圆点的南浙江板块与以嘉兴、湖州为代表的北浙江板块,一热一冷、一荣一衰,呈现出南风北渐的清晰景象。P11
3：会议期间,毛主席对时任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说:你们浙江出了两个半“单干理论家”,必须彻底批判!由于伟大领袖的语气十分严厉,这一事件成了一桩引人瞩目的历史公案。P17
4：据统计,1980年,金乡邮电局最多一天发出业务信52万封,一个月至少报废十几只邮戳,全国每家企业平均每周至少收到来自金乡的一封业务信。由于发信、拆阅信件、写回信等挺费工夫,镇上很快就出现了不少负责写信、封口、贴邮票、送信至邮局盖戳等工序的专业户。P38
5：1981年年底,浙江省委工作组就已对“八大王”进行了调查。1982年年初,全国性“严厉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运动升温,乐清县委便立即将“八大王”事件列为大案要案加紧查处。“大王”们此刻发现,瞄上自己的,不仅有羡慕的目光,还有黑洞洞的枪口。P44
6：1982年后,浙江南部的走私活动又出现过几次小高潮。第一次发生在1985年,是由大量免税进口汽车在温州、台州口岸进行倒卖引起的;第二次发生在1986-1988年间,由于来料加工业务的迅速增加,“飞料”“串料”等走私行为抬头;第三次发生在1990年,港、澳、台地区的企业在温州、台州关区的海上及陆路大肆走私外烟。P53
7：步鑫生、冯根生、鲁冠球,一个城镇集体企业的裁缝、一个国有企业的药徒、一个乡镇企业的打铁匠,这3位影响了浙江企业40年走向的企业家代表各自的“所有制成分”,当年在杭州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经验介绍大会上的报告题目是同一个:“我是怎样以改革精神办厂的”.P60
8：1980年,包玉刚捐赠1000万美元。邓小平批示:请国家旅游局在北京最好的地方给包玉刚建一个饭店。1985年10月25日,以包玉刚父亲包兆龙名字命名的、位于北京三里屯使馆区的五星级兆龙饭店落成。 邓小平首次为一个饭店开业剪彩.P64
9：首次包机后,王均瑶成立的中国第一家农民民营包机公司迅速包下了30多条航线,但结局可以说是“惨淡经营”:温州至昆明航线半年就亏损 230万元;深圳一义乌一北京航线两年竟巨亏500万元。P85
10：这实际上是变通式的国有土地有偿出让。资料显示,1980年,深圳曾在全国首次向外商出租土地,以换取开发资金。龙港突破之举,则是中国土地有偿使用向国人尤其是向农民第一次开放。P88
11：苍南的假商标、永嘉的假广告、瑞安的假汽配件····铺天盖地的假冒伪劣,使繁华风光的温州人和温州经济招致严厉的质问。 P94
12：另一个故事还是和汤有关。那几年,瑞安市一带攀比成风。凡有钱有派头的人物请客,必上两道汤:一道汤是海鲜大盆中漂浮一只百元美钞折成的小船,是为“一帆风顺”。第二道汤是海鲜大盆中再浮一小盆,上面整整齐齐围圈摆放着10只进口手表。在座食客见者有份,是为“表表心意”.P96
13：温州金钱大爆发最为人所诟病的一幕,莫过于1985-1988年间几乎席卷各县市的“造坟热潮”。P96
14：制与民间需求的剧烈膨胀,形成了巨大的断裂层。在这一断裂层的夹缝之间,愚昧、贪婪得以发酵,使正常的民间金融探索严重异变,最终酿成1985年秋至1987年冬,温州改革史上规模最大、后果最为惨烈的“抬会风潮”。P98
15：1985年,桥头纽扣市场并不是温州唯一的专业市场,却是最出名的市场。那一年,温州已经冒出400余家各类商品市场或产销基地,连同神通广大的10万购销员,为温州五光十色的小商品编织起了极为庞大灵活的全国性营销网络。P107
16：以当年温州十大专业市场为例,大多坐落在水陆交通都不是很便利的地方。唯一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在那些地方,“左”的思潮相对薄弱,计划经济的束缚相对较小。否则,这些市场很可能在兴旺之前就遭取缔。中国改革的经验证明,对旧体制的最初突破,往往发生在旧体制最疏于防范的地方。P113
17：翻过最艰难的山隘之后,义乌市场从此一马平川。1982年9月,落脚湖清门的第一代小商品市场建在一条臭水沟旁。水泥板上用木板搭成摊位,以塑料薄膜作雨棚,属典型的“马路市场”。有摊位700个,年成交额700万元。P119
18：1990年时,【乌鲁木齐】新华饭店已经完全没法接待纯粹住店的客人了。摊位暴涨到720个,连楼道拐角和饭店办公室都挤满了【浙江商贩们的】百货摊。4年时间,原本半死不活的新华饭店居然摇身一变,累计向国家缴纳利税787万元。P122
19：在温州人和义乌人的身后,是更多的浙江人。钉秤的永康人、修鞋的萧山人、补袜子的诸暨人、做棕床的嘉兴人、修眼镜的台州人····人多地少的基本省情,推动了浙江许多地方区域性传统手工业的兴盛,赢得了“百工之乡”的美誉。P125
20：通过离岸公司的系列操作,达能的身影一步步淡去,投资利益被挤压并边缘化。这是因双方的激烈争吵而沸沸扬扬的“明线”。事实上,还有一条与所谓“民族大义”毫无关联的耐人寻味的“暗线”:在61家非合资公司甚至是在39家“达能一娃哈哈”合资公司中,作为曾经的投资主体,国有资本仍占名义上第一大股东的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同样一步步淡去,进而干脆悄然无踪。P190
21：在许多人的印象中,拥有“浪莎”和“梦娜”两只中国袜业驰名商标的义乌市,才应该是“袜子天堂”。但千真万确的是,“世界袜都”并不在义乌,而是在其以北不到50公里的大唐镇。P194
22：解剖浙江各类产业集群,首先给人留下强烈印象的是“小”。企业单体规模“小”。比如大唐,全镇1万家袜厂平均拥有袜机8台,每家袜厂平均雇用工人仅2人.生产的产品往往也很“小”,比如说拉链、笔芯、袜子、头饰、徽标、纽扣,甚至是牙签!但我们看到,“小的”创造出的却是“大大的”世界。P201
23：“大唐袜子老板真正的优势-这种优势甚至连巴基斯坦、越南等其他低工资国家也并不具备-来自产业集群带来的好处。尽管产业集群不是什么新生事物,而且意大利还尤以此闻名,但中国人已把它推广到一个前所未有的规模。”P204
24：1988年初,【北京的】“浙江村”出现了村民们自己办的第一个幼儿园;1989年,形成第一个集中的菜市场;1990年后,诊所、理发店、修理铺纷纷挂出招牌;1995年,“浙江村”里又冒出了自己改建的公共浴池。P224
25：离轰轰烈烈的大清理不足4个月,大红门“浙江村”又是一番热闹景象,该回来的都回来了。更让人惊奇的是,当地的管理部门好像什么都不曾发生过似的,办暂住证反倒比以前还要容易了。P227
26：2011年4月4日,江南皮革有限公司贴出了清明节放假一天的告示,董事长黄鹤依然在人前镇定自若谈笑风生。可第二天,黄鹤却忽然人间蒸发。其身后,是一个厂房占地4万多平方米、300多名员工、负债逾3亿元的烂摊子。P387
27：胡福林认为,信泰的眼镜生产主业没有多大问题,关键在于自己2008年急躁冒进杀入所谓的新能源领域。在当年宽松信贷的大环境下,政府官员热切鼓动扩大产能、多元投资。而一家家银行更是反复登门“做工作”,拍着胸脯动员企业放手贷款。 P390
28：爆发于2011年的几乎所有温州老板跑路事件,都指向一个共同的源头:民间金融乱象。P392
29：本土之外,游走全国的百万温州军团亦屡屡受挫。2009年前后,所谓“温州炒煤团”折戟山西,便是其中值得记录在案的经典案例。 P401
30：酿成陈金义败局的最后亦是最惊险的一步棋,无疑是其倾所有家当投资并坚信有望“申请诺贝尔奖”的“水变油”豪赌。P433
31：吴英案前后,是浙江由非法民间借贷导致的“集资诈骗罪"高发期,其中女性犯罪占据很大比例。 司法界人士认为,“这与她们天然的亲和力与淡薄的法律意识有关”。P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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