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被优生淡忘，差生怀念
安宁
每年的寒暑假，家里几乎每天都有人来访。教了一辈子书的父亲，没有给自己带来多少的物质享受，倒是精神上，因了这些千里迢迢赶来看他的学生，而始终舒畅开怀。我很佩服父亲有这么大的能力，可以教出如许多的优等生来，所以等到自己也成了一名老师，便发誓要像父亲一样，能让更多的好学生记住自己。
成绩好的学生，总是有一股子傲气在。但几乎所有的老师，都会原谅他们的这种骄傲。因为只有优生才能让做老师的感到光彩和荣耀，在与同事们无形比拼的时候，也会为如此优秀的弟子觉得自豪且得意。况且，在教学成绩与奖金挂钩的今天，也只有优生，才能给清贫的老师最切实的安慰和利益。至于那些成绩不好，又爱给老师带来大大小小麻烦的差生，老师们当然是集体厌烦。不仅是反感，而且在他们偶尔问问题的时候，也会失了对待优生的耐心，皱着眉头三言两语地指导完毕后，便迅速离去。反正他们考学几乎是没有希望的，与其在他们身上浪费时间，还不如多给优生开开小灶，培养出个状元来得更有价值吧。
原以为这样的努力，真的会像父亲一样，让这些为之付出过如许多的汗水的优生，深深地记住且怀念。不求他们会在教师节的时候看望自己，至少，能让我在同事们面前觉得容颜有光的小卡片，应该记得寄上一张吧。可惜，这样小小的企盼，却几乎是奢侈。那些被我倾注了无数辛劳的优生，在飞到各大名校之后，便似乎像淡忘这个小城一样，将我毫不留情地给扫出了记忆。
后来有一次，跟着父亲坐公交，刚踏上车，便听见穿着痞相的售票员很热情地招呼：“王老师好！”父亲抬头看去，却是一脸的迷惑，不知道这个一脸敬意的售票员，是不是在给自己打招呼。直到他过来搀扶住父亲，且高喊，麻烦大家给我这位老师让个座，这才明白他真的是父亲教过的一个学生。一路上，这个售票员一直恭恭敬敬地站在父亲旁边，跟他谈起十年前坐在最后一排的自己，谈起那时的他是多么的调皮，又给老师添了多少的烦恼。
父亲微笑着听着，但我却明显地觉出，他的微笑里，是有几丝愧疚和尴尬在的。等到下了车，又走了很长一段路，父亲才自言自语似的蹦出一句：为什么总是这些被老师曾不屑一顾过的学生，才会结结实实地将老师记住且尊敬着呢？
终于明白为什么每次我问起父亲，那些来看他的学生，读书时曾让他怎样地璀璨时，他总是含糊其词。原来他根本就已忘记了这些卑微的差生，或者，他勉强记住的，也只是那些黯淡无光的点滴。他原本和我一样，一直以那些光彩夺目的优生为荣，但却是戏剧性地，在数年之后，被他们完全地忘记，只剩了那些差生，将我们并不高尚的身影，牢牢地刻在了心中，且在我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伸出一只卑微又有力的大手。
或许我们会拿而今的教育，来掩盖自己曾有的淡漠。是这种急功近利的方式，让我们把所有的精力，都给了少数可以进入名牌大学的优生，而且人为地给这些成绩优秀的学生带上包括德育在内的一切光环。可是我们忘了并不是只有教育，才给了他们一颗只重名利的冷漠的心。恰恰是我们自己，在育人的初始，就忘记了，我们所要给予学生的，不只是成绩，还有比成绩更重要的，那就是平等，善良，仁慈，爱心，珍惜，感恩。
所以没有一个学生，可以让我们忽略和放弃。否则，我们被愈多的差生怀念，优生淡忘，那么，教育给我们心灵的惩罚，也将愈是严重。
“差生”决定中国未来
张丽钧
最近，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戚业国提出一个观点，博得大家一致认同。戚教授认为：我们未来生活质量的高低，取决于今天班里的那些“差生”；因为，未来为你提供卖菜、收电费、开出租车等日常服务项目的，就是今天的这些“差生”。这些人，能真正让你切实体会到生活质量的高低。
毋庸讳言，任何一所学校都有“差生”，并且，“差生”被边缘化似乎成了一种普遍趋势。有些学校更是公然歧视“差生”——给“差生”戴“绿领巾”，将“差生”驱赶到最后一排，为“差生”单独编班等。校园里的“嫌贫爱富”，流行病般侵蚀着太多校长、教师的心。正是因为“差生”被普遍当成了“累赘”，所以，当我们看到魏书生、李镇西、雷夫等优秀教师偏爱“差生”的时候，我们才感到格外欣慰。
对分数的狂热膜拜，使我们忽略了太多不该忽略的东西。挫败感本已经使“差生”苦不堪言，遭白眼又给他们的伤口撒盐。我们常常纳闷儿，为什么越是“差生”毛病就越多——抽烟、上网、逃课、出走……而“标签效应”告诉我们：当一个人被一种词语名称贴上标签时，他就会做出自我印象管理，使自己的行为与所贴的标签内容相一致，而这也正是“差生”被称作“差生”之后越来越差的原因。
前苏联著名教育家马卡连柯创办了“波尔塔瓦幼年违法者工学团”（后更名为“高尔基工学团”），“工学团”的学员全都是失足少年。一个后来成为马卡连柯得力助手的学员卡拉巴林这样回忆道：“马卡连柯注意到我的人格，可是那时，我自己还不知道什么是人格。这是他对我的第一次温暖的、人道的接触。”就是凭着这种“温暖的、人道的接触”，马卡连柯创造了教育的奇迹。当年那些失足少年，被他成功塑造成了专家、学者、干部、国家勋章获得者和卫国战争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