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喆 富士康科技集团首席数字官
美国辛辛那提大学智能维护系统中心机械工程博士，曾任北京天泽智云科技有限公司解决方案负责人，负责战略大客户。
2020年加入富士康，担任富士康科技集团首席数字官、工业互联网办公室主任，并组建工业互联网办公室，负责集团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制造战略规划，推动灯塔工厂、数字化平台及工业互联网的落地。
—
文 | babayage
编辑 | 笑 笑
子承父业，师出名门
1978年，高考恢复第二年，史喆的父亲考入了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前身西军电最重要的无线电专业，毕业后分配至无线电厂。
自史喆记事起，便熟知与通信、导航相关的技术名词。2008年高考填选志愿，虽然对火热的金融专业有一丢丢眼馋，但心水的上海财大在全陕西只招四人，“那就学工科吧，清华有点难度，就选了北航”。
这当然是自嘲的玩笑，事实证明史喆选择人生方向的眼光和运气都是上乘：本科就读于可靠性与系统工程专业，不仅是体制内总体单位的优先录用专业，也是华为、中兴、商飞、中车这类大型企业的关键岗位，要说美中不足就是鲜有出国机会（当时不流行出国，大家都选择读研或进入系统）；可到了史喆毕业那年，又赶上GRE从纸笔转机考的变革，英语本是短板的史喆拿下了全额奖学金，自此走上了高起点、大跨步的智能制造之路。
辛辛那提，自动化流水线屠宰业的发源地，亨利·福特看到德国人“生猪进去，香肠出来”的生产线之后得到启发，反其道而行之，研发出“零件进去，整车出来”的汽车制造流水线。
在辛辛那提大学，史喆度过了整个硕士和博士生涯，他师从于世界知名的工业大数据与工业智能专家李杰教授，而李杰教授的老师，便是举世闻名的“2毫米工程”发起人：密歇根大学吴贤铭教授。
Tips·2毫米工程
全球汽车制造业公认的车身质量控制模式，涉及薄板件冲压成形、自动装配线、焊接、检测等技术，包括对车身尺寸“全方位检测”、“数据分析”、“实时改进”等分系统，是否应用“2毫米工程”被认为是汽车企业在车身尺寸控制是否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衡量标准。
辛辛那提大学的独特传统：Co-op带薪实习项目，让史喆在读博士期间就得到了在顶级企业工业项目实践的机会，一年级暑假他被派到远在Austin的美国国家仪器（NI）总部实习，承担当时很重要的某对外项目，二年级时又得到了在伊顿电气和Alstom实习工作的宝贵机遇，“最有趣的还是与阿尔斯通合作，项目启动的时候帮助阿尔斯通的高铁做检测系统，就在合作期间《美国陷阱》（阿尔斯通被美国企业强制收购）中的事情发生了，等到最终集成的时候合作方已经成为了GE。”身处其中的史喆倒是没感到巨大波折，“就是接收方邮箱变了而已。”
2016年，工业互联网——或者叫信息物理系统、工业大数据——在国内风声渐起，史喆感受到一个历史级的机遇摆在眼前，毅然决定在博士毕业之前便回国发展。
To B产品减少功能堆砌
甲方能用好才有价值
史喆本没有创业的计划，归国只是参与国内相关科研项目。可在与信软司合作编写了《信息物理系统白皮书》之后，大家一合计，以校企合作的框架无法真正解决甲方企业痛点，“既然信息物理系统的框架已经确定，还不如我们自己去做应用和服务”。2016年，服务于央企、大型装备制造企业的天泽智云正式创立，提供工业智能全套解决方案及服务。团队阵容堪称豪华，来自IBM的企业服务团队负责架构，脱胎于美国国家仪器的测试团队负责边缘计算硬件。创建以来，无论资本市场升温或骤冷，坐拥“精兵强将+主干赛道+头部客户资源”的天泽智云，始终是投资人追捧的宠儿。
可即便有着天纵之资，创业该趟的坑，还是要趟上一遍。
科创人：在乙方团队负责BD和大客户的这些年，总结了哪些To B服务的深刻体验？
史喆：大家都知道To B千万不要闭门造车、自说自话，可即便对方认可你的价值，也一定要把握对方的推进节奏，一边认可你一边拒绝你的场景可太多了：
首先，“你的能力很强，但你要做的事不是我们最着急的”，对于超大型企业而言，数字化转型首先是社会问题，其次是组织问题，最后才是技术问题。
其次，“你的能力很强，但你能解决的问题不是我们最想解决的”，你跟对方说我们能检测出所有轴承的故障，他却只关心偷油的问题怎么能赶紧解决。
第三，“你们做的事很有价值，可它发生的时候我可能不在这了”，不多赘述。
第四，“你们能做9999件事，可跟我有关的到底是哪几个，别的我可不掏钱啊”。这是To B采购的特殊性，一个手机有多少功能是我们不用的？但大家习惯了购买价格包含了这些沉睡功能的成本。但在To B领域，只有客户能用起来的服务才是有价值的，客户只愿意为这部分价值付费。
企业服务没有理所应当
决策链关键人是第一责任人
科创人：面对有需求但没有第一时间启动的客户，To B企业能够做些什么推动事情的进展？
史喆：有件事可能是中国To B企业必须要做的：不断进行价值布道、宣讲。中国To B团队很多都源自甲方或者大型乙方团队，对于需求点的把握没有问题，但企业服务领域真的没有理所应当四个字 ，你要帮客户理解事情的重要性、可行性、风险和成本，帮助客户攒到足够的资源、打消内部的阻力。
有些人睡眠不好，其中一个原因是身体节律和社交节律不一致，解决方案就是调整自己的作息去适应社交。To B就是这样一个道理，要适应甲方并推动甲方向你接近，两边都需要你去想办法。
科创人：To B的采购决策链条上，谁是最关键的角色，项目责任人还是拥有采购决策权的人？
史喆：我认为是项目责任人，或者更准确的说，是为所存在的问题最痛苦的那个人。当然这里有一个约束条件，天泽智云服务的客户对于数字化转型并没有“要不要做”这一层的顾虑，他们一定会做，只是选谁做，因此责任人的建议最重要。到了执行环节更是如此，他和你的目标一致，能够全情投入只为解决问题。
我相信随着企业服务的价值被越来越多的企业所认可，不仅市场规模会变大，从业者的成本也会降低，效率和服务质量更是会快速增长。打个比方，我们创业之初连专业的IoTDB都找不到，只能用MongoDB来做，现在可选的产品就很多了。
数字化转型
关键是准确设定KPI
“工业智能化就是去除复杂过程，直接解决最终问题并带来价值的过程，其目标实现的基础是数据和模型”，而工业智能化落地在全球范围内仍处于探索阶段，“欧美也没有十分成熟的经验，我们也只能按照我们的模式摸石头过河”。
富士康，工业制造领域当之无愧的龙头企业，自然也有此苦恼。自2018年起，这家全世界最大的精密制造公司愈加重视智能化升级，组建了专注工业互联网的公司工业富联（Fii），并与天泽智云针对工业互联网等相关技术达成了一系列合作，史喆也由此开启了常驻深圳模式，代表公司入驻富士康与其共同规划工业互联网的发展。
2020年，富士康集团董事长刘扬伟制定了F2.0数字转型战略，并首次设立了首席数字官这一岗位，组建工业互联网办公室，负责集团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制造战略规划，推动灯塔工厂、数字化平台及工业互联网的落地。
这一年，史喆正式加入富士康，担任富士康首席数字官、工业互联网办公室主任。
科创人：参与过高起点的乙方创业团队，又在绝对巨无霸级别的甲方企业任职，是怎样一种体验？
史喆：你能充分的感受到当初坐在对面的那位朋友是怎么思考问题的（笑）。严肃说，不太好比较，富士康太特别了，一家40年的企业，峰值员工120多万人，眼下要做的事奠基未来5到10年的发展，占据全球精密制造业31.5%的份额（据IDC统计），那些物联网、产能共享、智能协同等等我们这里都有，在这里你要达成的目标是之前完全没有触碰过的：提升整个产业链的效能，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可能有一万件事要去做，每天只能从中选三件解决，每个事都要持续做对，还要跟更多的部门去协调……
所在这里要承担的责任巨大，但这种巨大本身就是意义。与富士康合作之初，还没卸任董事长的郭台铭有一次问我工业互联网什么最重要，我说数据基础和人才基础最重要。他当即就开始大规模招募人才，开始准备集团内工业大数据分析竞赛。这种效率和决心，让所有参与者都对达成目标有着十足的信心。
科创人：如何理解一个企业的数字化推进，能带来整个产业链的效能提升？
史喆：所谓龙头企业，其实是一个产业链上最大程度聚合资源的主体，因此它的一举一动都将带来产业链变革。
举个例子，苹果对供应链的带动让供应链上每一家企业有了今天辉煌的业绩，甚至成为了行业龙头。当年仅仅是手机后盖从塑料材质到金属及玻璃材质这一变动，就救活了国内一大批机床厂，因为金属或者玻璃材质的后盖必须要机床切割技术，需求量一下子上去了，而在此之前国内很多机床厂的日子不太好过。这并不代表这些机床厂做得有多好，重要的是行业龙头的产品演进，带动了产业链竞争力。
国家层面也意识到了产业链竞争的重要意义，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就已明确指出，实施龙头企业保链稳链工程，维护供应链产业链稳定。特别要重视作为“链长”的龙头企业，通过龙头企业带动上下游链条上的中小企业，通过产业链稳定供应链，最终实现价值链的集约式、高质量发展。
龙头企业必须挑战
Engineering Method的极限
科创人：身为CDO主导企业数字化进程，在您看来，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史喆：确定KPI，也就是目标，定低了没有价值，定高了是“好高骛远”，所以一个刚刚好的目标是数字化转型主责人最需要费心考虑的。此外还有两个关键要素，首先这个目标的制定一定是多方共同参与、协商的结果，其次这个目标不能是系统建设的目标，一定是组织发展层面的目标。
此外，就是明确中间产出，这又是很难的事情，它没有模板、没有标准化。这里分享一个技术模型，最底层是科学science，中间层是技术technology，上层是工程方法engineering method。大部分企业没有科学层，有一部分技术层，但最终要投入发力的，大部分是在工程方法层面，如何将IT技术与组织更好的集合，形成核心竞争力。因此，中间过程可能是效率提升、人员精简、成本降低，大部分企业做到这个程度就OK了，但对于龙头企业而言，它最好能带来价值增长、效能提升，而不是单纯的成本降低。
而且，龙头企业要创造的还有社会价值，而不单单是企业价值。举个例子，现在全球最大的议题是ESG（环境Environmental，社会责任Social Responsibility，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如果数字化带来了企业增长，但没有在减碳、环保方面做出贡献，那也不值钱。我们也制定了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认为可持续发展=EPS（earning per share）*ESG。
数字化没有绝对的对错
最先进的变革也可借鉴中医智慧
科创人：面对海量的资源和巨大的责任，您的每个角色都意义重大，怎样能建设一套反馈决策推进情况、避免太大损失的机制？
史喆：我觉得目前没有一个普适的方案，我们想发展，想革新，就要不停调整组织结构、用系统平台来解决问题，同时还要像老中医一样号脉。一个组织的形成经过了很长时间，每一个逻辑、每一个系统、每一件事情都有当年“它之所以成为这样”的必要性，所以你要把脉把好，从有限的药材里精挑细选配方、制定剂量。这些药方就是数字化，而数字化的核心是尊重机体原本的机制同时提升号脉能力。
科创人：没有普适的方法，是否可以理解为没有通用的衡量数字化对错、优劣的标准？
史喆：我认为是这样，因为数字化并不是今天才发生，它已经诞生了很长时间，影响了很多事，我们无法推断如果换条路走一遍是不是更好，而只能去确保我们选的路能够走出效果。
打个比方，手机摄像头的布局，如果乔布斯没有去世，苹果的后盖会不会是今天的设计？应当不会，可是不是减少摄像头的设计就是好的？那也不一定，从现实来说，用户需要更多的摄像头，你不能盲目定义今天的iPhone就是弯路、就是错的。
当然，数字化的优势就是高频次的迭代优化，今天我们用的很多系统，界面早就固定、甚少变化，但背后的系统依旧在不断升级、强化。从这一点上说，似乎有一个很俗但很能描述数字化的老话：没有最好，只有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