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崩地裂”式的危机
在上期我们讲述的2010年，中国超越了日本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中国制造业产出占全球的比重达到了将近20%。第一次超过了美国，把美国保持了100多年的制造第一大国头衔，抢了过来。
可是呢，也就是在同时，中国经济也正在面临着“天崩地裂”式的危机。
所谓的“天崩”，首先体现在外贸的萎缩，在过去的4年，国际贸易增速连续以两位数的速度下滑，并且我们都看不到回暖的迹象。其次，是制造业成本的增高，不管是劳动力、土地还是原材料成本都水涨船高，大量的企业开始把工厂往东南亚转移。我们现在再回看当年这一逻辑的时候，就相当的明显了。
那所谓的“地裂”，则是互联网力量所造成的渠道突变。年轻人都习惯网上购物，而传统意义上的、金字塔式的分销模式全面崩塌。数以万计的专卖店和连锁柜台都成为了少有人光顾的“马奇诺防线”。
“李宁们”的困局
我们可以从李宁身上，看到这一年整个中国制造危机的缩影。这位体操王子90年创业以来，用了20年的时间，从最成功的体育明星转型为中国最大体育用品商的创建者。08年的北京奥运会点火仪式，更是让他的人气再度攀升。09年的时候，李宁公司实现了将近40亿的净利润。在中国市场的销售额超越了阿迪达斯，仅次于耐克。
但是在此之后，李宁的业绩就突然断崖式的下跌。2010年的净利润就只有11亿，2011年只有3.86亿，还不及两年前的十分之一。同时呢，对于新生代的消费者而言，李宁的传奇是属于父辈的，与他们也没有任何人格上的共鸣。
而我们放眼整个国内运动服饰领域，李宁的危机显然不是一个孤例，如果我们在2011年去到福建的晋江，看到的都是这般的危机。
为什么说要去到晋江呢？那里只不过是个人口不到200万的县级市。但它确是中国最大的运动服饰和运动鞋生产基地。这里有近百个本土的运动品牌，安踏、特步、361、匹克，鸿星尔克、德尔惠、贵人鸟等等这些国内品牌全部都出自晋江。
在08年奥运会之后，运动服饰行业呈现爆发式的增长，特步、匹克和361相继上市。这些运动品牌的门店数量平均下来，相当于中国每个县城都有20多家。他们可以说是占领了每一个十字路口。而从2011年开始，整个行业的关店潮来袭，单单匹克一家一年就关闭了2000家门店。
其实这一年李宁和晋江企业所经历的困局，就是因为建立在成本和规模这两大优势上的中国制造在抵达巅峰之后，遭遇到了转型的拐点。这将是一个相当长的下行滑坡，危机如同雪球，越滚越大，所有制造业者都将被裹挟其中。而这个滑坡的终点在哪里呢？没有人知道。
“中国要歇菜了？”
而有人开始预言，滑坡最终将通向深渊。在《纽约时报》上出现了一篇文章“中国要歇菜了吗？”撰文者是获得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他给我们下的诊断书是中国经济将失去增长最重要的动力，贸易盈余。
什么意思呢？在过去，中国在不停的出口、制造和投资。但是这个战略已经进行不下去了。近年来，中国出口的增速持续下降，如果考虑到出口产品的涨价因素，那么实际的增长已经是零。而在内需方面，中国的消费在GDP中的占比只有35%，仅仅是美国的一半。
而且最要命的是中国的资金都投向了价格不停上涨的房地产，再加之四万亿投资计划经过各级政府的不断放大之后，投到了房产和基础设施建设当中，形成了难以偿还的债务。
所以，克鲁格曼认为，尽管美国的日子很难过，但是中国要歇菜了。危机将在6年之后总爆发，中国将成为全球经济危机的下一个策源地。
其实，自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人要跳出来说中国经济即将崩盘。像是1989年、1998年、2001年和2008年都有这样的预言，克鲁格曼这一次是最新的一次。但是后来的事实都证明，这些预言家们都低估了中国经济的耐受能力。
也许中国在这些年份都已经有一只脚滑到了深渊的边缘，但是让人意外的是，总是会有新的树枝出现。这些树枝在不同时期都有自己不同的名字，比如说制度红利、人口红利、土地红利、国际化红利或者消费升级。而在2011年，这根最粗、最醒目的树枝叫做互联网冲击波。
在2000年前后的新闻门户崛起是互联网的第一次冲击波，它改变了我们与信息之间的关系。紧接着以阿里和京东为代表的电商崛起是互联网的第二次冲击波，它改变了我们与商品之间的关系。那么在2011年，互联网的第三次冲击波出现了，他开始改变消费者与服务之间的关系，它被称之为O2O，从线上到线下的融合。
被激活的O2O
在美国，一个叫做Groupon的团购网站备受追捧，两年的时间，这家网站得到了惊人的发展。他甚至拒绝了谷歌60亿美元的收购要约，轰动了整个投资界。美国媒体把它称为历史上增长速度最快的公司和有史以来最疯狂的公司。
有人认为，互联网的创业，他本身就是一场资本游戏。在它不是资本游戏的时候就需要你把它做成一个资本游戏。当一个新趋势出现的时候，就应该快速切入，并充分借助资本的力量把规模做大，然后待价而沽。
因此出现了一类前所未见的创业者，他们迎合了资本市场的需求。进入到2011年之后，中国的私募资本市场急速扩容。在一年中，总共发生1503起投资交易，所有的风险投资人都在寻找“疯狂的猎手”。
Groupon在北美的快速成功，俨然创造了一个巨大的“风口”，它的进入门槛很低，只要有三五个人、创办一个网站就可以开干。同时，市场容量又非常的大，零售服务业涉及上千细分门类，总值超过5万亿元的市场规模，并且当时如同一盘散沙，效率极其的低下。于是，在风险投资人和创业者的双向推动下，团购领域被急速引爆。
到了2011年8月份的时候，国内竟然出现了5000多家团购公司，引发了一场引人注目的“千团大战”。团购模式看上去简洁轻快，但是随着加入者的激增，很快衍变成一个劳动力和资本的双密集型战场。
怎么个密集法呢？一方面，团购公司需要在数以百计的城市里雇用员工，设立站点，完成网站与地面店家的合作契约，这是一个比拼体力和速度的过程，几乎所有号称全国性的团购企业都起码雇用2000名以上的地推人员。另一方面，为了拉拢店家参与和吸引消费者注册，团购公司必须进行大规模的补贴，它实际上演化为一场惨烈的烧钱大战，变成了如假包换的折扣游戏。
从2011年到2012年，起码有上百亿的风险投资和数十万年轻人投入狂热的“千团大战”之中，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成了“炮灰”。到2012年的中期，99%的团购公司不复存在，这又是一场“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惨战。
不过，混乱是一切新秩序的前提。“先烈”们的行动还是具有非凡的意义，百亿风投资本和无数年轻人的热情，如一把突如其来的野火，烧掉了传统消费服务业与互联网之间的那道“篱笆墙”，数以百万计的火锅店、小杂货铺和电影院被赶到了网上。浓烟散尽之后，人们透过一地的美元和人民币纸灰，看到了一个被彻底激活的O2O市场。
最终，王兴的美团和张涛的大众点评在“千团大战”中杀出重围，形成了对立之势。最后他们两家在资本的撮合之下于2015年合并。
两位乔布斯的信徒
在2011年的互联网的世界，有两个人的名字，不能不提。他们两个是同龄人，而且都在18岁的那年读到了一本叫做《硅谷之光》的书。书中讲述了一批在硅谷的创业者，其中最出名的是一个叫做乔布斯的，打算反叛整个世界的人。从此这两位年轻人就被乔布斯的精神和风格乃至穿着所迷惑。
此后的30年，乔布斯可以说是启迪了一代人，也禁锢了一代人。
而这两位不得不提的人，一个叫做张小龙，一个叫做雷军。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们两个都处在中国最好的程序员之列，甚至他们认为自己一辈子都是一名程序员。雷军在1996年创办了最早的BBS站点之一，西站。张小龙则开发出了令人惊艳的电子邮箱Foxmail。后来雷军加入金山软件，张小龙则在2005年被马化腾收编。他们一度被认为已经过气，可是就在2011年，这两个乔布斯的信徒意外的从边缘地带杀回到了时代的正中央。
在2010年，一个基于手机通讯录的社交软件Kik在美国发布。说白了很像专门用智能移动设备的QQ，而与QQ最大的不同是他的功能简单到极致。Kik上线15天，就吸引了100万的用户。而雷军是Kik在中国的第一个效仿者，他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开发出了一款类Kik产品，米聊。
而与此同时，在腾讯主管邮箱业务的张小龙也几乎同时盯了Kik，他在雷军的米聊之后一个月，发布了做自己的类Kik产品，取名为“微信”。
接下来的几个月，背靠腾讯强大社交资源的张小龙“猎杀”了雷军。就如同所有美国互联网产品的中国化改造路径一样，脱胎于Kik的微信很快迭代进化，分别上线了图片分享、语音聊天、“摇一摇”、“漂流瓶”等等的功能，到7月，微信推出“查看附近的人”，的日增用户数一跃而达到惊人的10万以上，凭借这个功能，微信都锁定了胜局。
微信的意外火爆，让陷入微博苦战的马化腾一下子得到解救。在过去的一年里，3Q大战让他心力交瘁，同时新浪微博的狂飙崛起更是让他感觉到社交话语权旁落的致命危机。现在微信的出现，让马化腾瞭望到一个新战场，他自己说：“腾讯因此拿到了移动互联网的第一张站台票”，而微博的战争也因此结束了。
张小龙的单骑救主，终结了雷军的社交大梦。米聊的落败一度让雷军意兴阑珊，不过，很快的他从互联网降维到实体产业。在他看来乔布斯已经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可是，在手机制造领域，几乎没有人真正理解正在被乔布斯重新定义的未来。
“雷布斯”
在过去的几年里，随着乔布斯相继发布了iphone和ipad，在2010年，苹果公司的市值飙升超过2000亿美元，超越了微软。随着苹果的崛起，手机领域内原有的巨人，从摩托罗拉、爱立信、索尼到诺基亚，都听到丧钟敲响的声音。
在此之前，芬兰的诺基亚公司已经在手机销量世界第一的位置上，独孤求败地坐了整整14年，2010年的时候它的全球市场占有率仍然高达33%。它在1996年就推出了智能手机的概念机，比苹果的iPhone早了10年以上。2000年，诺基亚的市值是苹果的24倍。2004年，诺基亚开发出触控技术，当年度的研发费用高达58亿欧元，是苹果的12倍。2007年，诺基亚更是率先在全球推出智能手机商店，比苹果的应用商店App Store早了一年。
可是，长久的成功最终消磨掉了诺基亚所有的创新勇气，它不敢也无法自我革命。这家伟大公司的陨落是从2010年开始的，三年后，它被微软收购。在新闻发布会上，CEO埃洛普很伤感地说：“我们没有做错什么，但是还是失败了。”
而在中国市场，如诺基亚式的败局也正在发生，很快，在非智能手机时代的所有成功者都将出局，而一个腼腆的互联网人将穿着乔布斯式的黑色套衫和牛仔裤来到舞台中心，他用一套传统制造业者完全听不懂的话术，开始属于自己的表演，这个人就是雷军。
从2011年4月开始，雷军把全部精力都转移到了智能手机的研发上面，他告诉所有人投资人，他将要复制乔布斯的成功。到了8月14号的时候，身穿黑色T恤和蓝色牛仔裤的雷军出现在小米手机的发布会上，他用两个小时的时间，向全国的媒体记者描述了即将诞生的小米手机。
他的演讲不断的被掌声和笑声打断，雷军十分完美的扮演了乔布斯的“中国附体者”，后来，因此他被戏称为“雷布斯”。
雷军的此次发布会是中国制造史上的一个经典时刻，它堪比1984年的海尔张瑞敏砸冰箱。如果说，后者意味着标准化制造和质量意识的苏醒，那么，8月16日则是互联网精神对传统制造业的一次致命突袭，它以十分突兀和另类的方式完成了革命性的融合。
就在雷军发布小米手机的一周后，8月24日，乔布斯宣布不再担任苹果公司CEO。10月6日，56岁的乔布斯去世，他那道瘦弱的身影仍将笼罩未来十年的互联网世界。对他的追慕和仿效，至少在中国，才刚刚真正开始。
在后来的半年里，小米手机成为最畅销的手机产品，交易全部在网上完成，没有任何地面渠道的支持。这对于所有制造业者来说，几乎是一个不可能的奇迹。他还有一个人人都知道“风口说”，说在这个风云荡漾的大时代，你必须勇敢地拥抱趋势，“只要站在风口上，就连猪都能飞起来”。
令世界折服的中国高铁
另外，在2011年的2月，铁道部部长刘志军落马。我们国家的铁路建设以及令全世界折服的高铁，我觉得是有必要说一下的。所谓的高铁，就是高速铁路。时速超过200公里每小时的我们都称之为高铁。在过去的几年当中我国的高铁工程得到了迅猛的发展。
在2004年，中国的铁路投资只有500亿元，2006年之后开始大规模启动高铁建设，其后三年的投资额都在2000多亿。2009年，随着“四万亿计划”的实施，铁路投资成为主力项目，一次性就获得了1.5万亿的投资额度，当年度的投资就翻番至6000多亿元，2010年更达7091亿元，成为“铁公基”也就是铁路、公路、城建基础设施当中的天字第一号工程。
现在毫无疑问，我们的高铁无论是技术上还是管理上，都是世界领先水平。但是话又说回来，我们发展高铁的时间一共也就这么十几二十年的时间，可是人家德国西门子，日本川崎可都是百年的老牌公司。我们是怎么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实现了这么大的成就，完成了弯道超车呢？
其中铁道部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我们的铁道部采用了一个极其聪明的技术引进策略。我们的高铁建造工程没有直接对国外企业进行公开招标，而是对拥有成熟的铁路动车组设计和制造技术的外国合作企业支持的中国企业进行招标。
翻译一下就是两个意思，第一，国外企业你必须与中国企业合作，不然你进不来。第二，中国企业也不能随便参与投标，必须要有外国企业给你技术支持才行。那么所谓的拥有成熟技术的国外企业指的是谁呢？很明显，就是世界高铁四巨头，德国西门子、加拿大庞巴迪、法国阿尔斯通和日本川崎。
而且其中还有两个补充规定是这样说的，第一，就是国外企业必须转让核心技术，铁道部要对合作的中国企业员工进行考核，如果没有通过考核，那技术就没有转让成功。第二，国内只有两个企业有资格做技术引进，一个是南车四方，另一个是北车长客。稍微翻译一下铁道部的意思就是你们四个巨头企业赶紧把核心技术送过来，而且还要负责把我们中国企业给教会，不然就不给你钱。
尽管条件如此的苛刻，但是中国巨大的市场需求还是让这四家企业在北京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并且互相批斗，他们四个把几十年来互相搜集的情报全部提供给了铁道部，价格也是越杀越低。2009年铁道部招标购买时速350公里的高速列车，西门子的报价竟然比三年前的250公里的列车还要低。
随着这几年的技术引进，我们学会了国外积累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高铁技术，顺利完成了2007年开始实施的第六次铁路大提速。到了2010年的时候，我们在完全吸收了国外技术之后自主研发出了第三代动车组CRH380，380的意思就是它的时速达到了380公里，他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快的有轮子的火车。在行驶的高铁上稳稳站着硬币的视频，赢得了无数网友的点赞，为中国速度点赞。
中国在高速铁路建设上的经验和技术能力，被视为一种国家能力，在后来的“一带一路”倡议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它成为中国向其他发展中国家输出的、最核心的经济能力之一。
到2011年的时候，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9.1万公里，其中高铁营业里程达到8358公里，在建里程1.7万公里，无论是路网规模还是速度等级，中国高铁建设都跃居世界第一。
到了今天12.4万公里的中国铁路营业里程，穿过繁华都市，纵横田野阡陌。2.2万公里的中国高铁，总里程已经超过了第2到第10位国家的总和。
自改革开放以来，东南沿海各省受特区及外向型经济的福泽，获得了倾斜式的优先发展，而广袤的长江及黄河中游地区一直都只承担劳动力和资源输出的任务，这就出现了“中部塌陷”的尴尬景象。但是随着高铁的建设，改变了东南沿海优先发展的局面，推动了整个中部地区的重新崛起，像是郑州、合肥、武汉、成都及重庆等城市因地处高铁大动脉的枢纽地位，而获得历史性的发展机遇。
在大建设中，负面效应也暴露无遗。首先是巨额债务的压力，到2009年年末，铁道部负债总额已达到1.3万亿元，这个时候政企分开已成必行趋势。其次是部门腐败，铁路被认为是中国“政企不分症”最为严重的部门，也是垄断程度最高的领域之一，高铁涉及上万亿元投入，整体运营极不透明，预算超标是普遍现象却极少被追究。
由于利益巨大，引来各路妖魔鬼怪的明争暗抢。在这一过程中，19岁就进入武汉铁路分局当养路工的铁道部部长刘志军既是铁路建设“大跃进”的功臣，同时也成为官商勾结的牺牲品。
《钢的琴》
在2011年的7月份，有一部电影叫做《钢的琴》，他被安排在中国年度大片《建国大业》和世界年度大片《变形金刚3》之间上映，最终只拿到了641万的票房，看上去不过是一个聊胜于无的插曲罢了。
故事的主角陈桂林是东北一家国有企业的工人，40多岁那年，工厂难以为继，被“改革”了，他与妻子同时下岗。他会拉手风琴，便与几位一样下岗的伙伴组建了一个草台班子，在人家出殡和商场搞促销时赚点辛苦钱。他有一个正在读小学、特别喜欢弹钢琴的女儿，因为买不起琴，他还去人家店里偷钢琴，为此被抓进了派出所。他还用木板为女儿“画”了一架不能发出声音的“钢琴”。
陈桂林的生活一败涂地。他的妻子离家出走，跟上了一个卖假药的老板。两人开始争夺女儿的抚养权。女儿倒也现实，提出谁能给她一架钢琴就跟谁。身无分文的陈桂林就回到破败不堪的废弃车间，他的几个老伙计现在的“身份”是大嫂级歌手、小偷、黑社会团伙的小头目、打麻将还耍赖的赌徒、杀猪专业户、退休老工程师，这几个人在一起硬生生地“铸造”出了一台钢琴。
这个故事发生在1998年到2003年之间，听过《激荡30年》的同学知道。当时，中央政府提出“三年搞活国有企业”，除了少数有资源垄断优势的大型企业之外，其余数以十万计的企业被“关停并转”，超过2000万的产业工人被迫下岗。当时还没有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实行的是工龄买断的办法。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产业工人，技能高超，否则不可能用手工的方式打造出一台钢铸的钢琴，他们忠于职守，男人个性豪爽，女人温润体贴，他们没有犯过任何错误，却要承担自身完全不可能承受的改革代价。
当《钢的琴》悄悄放映的时候，一切都过去了。国有企业改革的难关过去了，2000万下岗工人的人生也都过去了。只有很小很小的一点忧伤，留在这部叫作《钢的琴》的小成本电影里，它让那些企图在电影院里逃避现实的人，有了一次突然与当代中国直面相撞的机会。历史常常做选择性的记忆，因而它是不真实的，甚至说是“没有意义的”。
这个时代若真有尊严，那它从来都在民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