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人类与其他的生物不同，生活在一个广泛的群体之中。人与人之间紧密联系，通过发展与他人的经济协作，在人际社会中发挥着自身的作用。只有通过我们每个人的亲情、友情以及彼此之间的相互需要、相互依赖的作用，才能构成我们所生活的广泛的人类社会。
但是呢在我们日常的人际交往中，就拿商品交易这个事情来说。每一个人的行为决策，尔虞我诈、互不信任、过河拆桥的现象时有发生。这就需要合约对其加以约束。那么《经济学通识》互相依赖这一章主要就是阐述这个问题。
在我们生活中不同角色主体之间相互关系不协调的最突出例子就是医患关系。同学们都可以感受到，现在社会弥漫着这些声音。都觉得对医生的不信任，认为不塞个红包，医生就可能不尽心的完成手术，让病人吃苦头。并且在看病的过程中啊，医生会利用他们的专业医疗知识，故意多开不必要的检查或者价钱特别贵的药。甚至现在不托人找关系给医生打个招呼，医生就对你的病情毫不负责，随意开些处方就把你打发了等等等等。于是乎，各种医闹事件、殴打甚至杀害医生的新闻也时有发生。
那么面对上述种种事件，很多人都开始反思，中国的医患关系何至于此呢？之前都是医者父母心，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我们都觉得医是救死扶伤的人啊！是被尊称为先生的。是拥有很高声誉的。可是为什么近些年来，医生的声誉就跌到谷底了呢？
难道真的就是一个简单的道德指责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医生拿红包是道德缺失，医生拿高额药品回扣是道德沦丧，医生对病人的诊断不负责是没有医德。患者和医生发生肢体冲突也是搬出道德的大旗加以指责。但是仅仅停留在道德标尺评判对错的阶段，是不是显得太苍白无力了呢？
我们看看从经济学的角度能不能找到问题的根源？并应用经济学的方法给我们指一条出路呢？那好，我们就来看。
上述的问题都来源于信息不对称，有些事情医生知道、而我们患者不知道。这并不奇怪，奇怪的是我们如何克服，并建立互信机制来促成双方都满意的交易。刚才我们说的问题，可以把这些问题归结叫做“诱导性需求”，意思就是说，有大量的医疗服务其实是病人不需要的。医生之所以诱导病人购买这些服务，只不过是在利用医患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来赚钱。所以很多人认为，只有让国家来供养医生，让病人看病吃药全免费。用这些办法切断医患之间的买卖关系，才能避免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陷阱，消除医疗领域的欺诈问题。
这一派观点先放在这，我们不急着推翻他。
首先我们明确，医疗他就是商品。这没有问题把？同学们已经知道，任何东西都不要因为他和道德或者生命这些看似高尚的问题有紧密联系，就把他特殊化，春运的火车票如此、道路如此、医疗也如此。居然医疗是商品，他就必须服从经济规律。
医疗服务必定会消耗人财物。而且培养一个医生也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资源。医疗服务的质量虽然一直都在不断进步，但是肯定还是有优劣之分。那么就算医疗资源并不稀缺，人们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也还是会无限扩张的。
我们要把医疗服务一分为二来看，一边叫“特定医疗服务”。一边叫“抽象医疗服务”。患者对前者的需求是有限的，而对后者的需求是无限的。
以吃饭为例，人们对于馒头的需求是有限的，吃3个就饱了，就不需要再吃了。但是，我们对吃饭从来都不局限于馒头，我们就会想着吃肉、喝酒。从这个角度看，人们对于营养和美味的需求就是无限的。
在医疗领域，我们对某种药物和手术的需求肯定是有限的。感冒好了我就不会再吃抗生素了，我女儿顺利生下来了我老婆就不需要再做破腹产了，确诊我得的是一般的感冒，我就没有必要再去抽血化验了。这些就是“特定医疗服务”，我们对他的需求是有限的。那“抽象医疗服务”呢？我要增强体能，我要减少生病的痛苦，我要延年益寿甚至长生不老。我们对这些的需求就是无限的。
那么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遇到的问题就是抽象医疗服务经常得不到满足，而医生又故意向我们提供实际并不需要的特定医疗服务。这是为什么呢？
薛兆丰告诉我们，原因有2个。一、因为医疗行业管制的太多，扭曲了医生正常的行医模式。听见没？薛教授说是管的太多！而不是管的太少！第二，因为医疗行业缺乏自由竞争，才会出现信息不对称的市场，长期存在而不能得到矫正。
医生向我们提供不必要的服务，这种典型的搭售行为其中一个原因是，政府对医生诊断报酬实行价格管制的结果。
医生看病，买的是诊断。诊断只是一句话，吃药或者不吃药，开刀或者不开刀，大事还是小事。医生的诊断本应得到充足的报酬，用挂号费的形式支付。可问题是，现在的挂号费是受到严格管制的。打个比方，如果政府对房租管制，将1000元的租金压倒800元，那么房东就会想法设法搭售一把200元的钥匙。
所以要遏制医生的搭售行为关键是解除对挂号费的价格管制，让诊断的质量和报酬相关。医疗作为商品，要消除医患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现象，恰恰是要借助市场，要尽量促进各种市场机制的自发完善。解铃还需系铃人，而不是像之前说的切断买卖双方之间的利益联系。
医生搭售行为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管制带来的公费医疗，往往使得很多病人看病对自己的花费不是十分敏感，毕竟看病的绝大多数都有政府承担。到医院看病，医生都会问你是自费还是刷医保卡。公费医疗又为医生开出大药方提供了绝佳的土壤，给你开感冒药的时候顺便给你开点人参补补，反正都是花国家的钱，喂肥的是医院还有医生的腰包，何乐而不为呢？
那么紧接着就是解决市场缺乏自由竞争的问题。
大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就提出过，用互相竞争的连锁医院品牌来替代垄断的行医执照的意见，这里的垄断说的就是我们讨论过的行政垄断。众所周知，发放行医执照是医师行会的行政垄断特权。你要持证上岗啊，你拿不到证，那对不起，你就拜拜！垄断从业资格证的发放来保证执业医生的收入，直接增加了我们患者的经济负担。弗里德曼主张把市场的大门打开，让不同品牌的连锁医院，自行承担品质检验、成本核算、售后服务等职责，让他们在市场上竞争，从而降低病人的经济负担，并使医院有动力持续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服务。
弗里德曼的构想涉及很多的细节，我们就说其中一个。说说抗生素的使用问题。现在滥用抗生素我国非常普遍，滥用抗生素会使得病人的抗药性提高，为病人未来治病埋下隐患。然而医生为了实现药到病除的本领，就不惜滥用抗生素。这是今天的医生对未来的医生的外部副作用。市场经济的解决之道是内化外部性。意思就是要么让今天的医生同时也是你未来的医生，要么让今天的医生和未来的医生同属一个大的连锁医院，以品牌作为约束，以至医生们会主动在今天和未来之间做出平衡的选择，这一针抗生素到底是今天就给你打呢？还是等到你下次病更重的时候再用呢？这样你才能获得最优的治疗方案。
医生如果能通过诚实的出售诊断服务，正大光明的赚钱，他们就不仅不用搭售，而且得承受搭售所带来的毁坏自己声誉的副作用，今天的搭售就会使医生未来的收入受到损失。
尽管医患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双方存在不信任，但是只需要引入市场机制，就能够在双方交易中更好的发挥人性的一面，抑制纯粹追逐利益带来的互相伤害。而传统的市场机制，看上去是通过引入政府力量维护了双方的利益平衡，实际上是扩大了彼此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反而导致医患关系的持续恶化。
另外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事情，2008年我国发生的三鹿奶粉污染事件，同学们肯定都知道。很多喝了三鹿奶粉的婴儿被发现出现了肾结石的问题，直接导致四万婴儿的死亡。那么经过调查，原来是奶粉里含有化工原料三氯氰胺。当时66岁的三鹿集团董事长田文华女士，也被判处无期徒刑。这些都是人间悲剧啊，无数的家庭都承受了巨大的痛苦。整个社会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我们要说的不是这个事情，而是在此之后2011年我国修订了生乳的质量标准，将每毫升生乳细菌总数上限从50万大幅度提高到了200万。蛋白质含量下限从2.95克下调到了2.8克。这个消息一出，传来骂声一片，刚刚经历了毒奶粉事件，居然没有提高标准，反而降低了。这是什么情况？这个时候薛兆丰站出来说话了，他说这恐怕是我国政府管理理念的进步啊。这话怎么说呢？
我们来看哈，为什么会出现毒奶事件，因为当时的奶源来源很大一部分是散养奶户。一般来说，大的农场因为技术、规模的原因，奶质完全可以达到国家标准。但是提供低质奶的散养奶户就不一样了，当他们的牛奶完全达不到国家标准的时候怎么办？一个是倒掉，一个是添加三氯氰胺，使得蛋白质含量可以通过标准。而在市场上的散养奶户都是选择了后面这个办法。
国家制定了最低标准，不代表每个品牌企业就只能按照最低标准，企业的牛奶品质可以灵活制定企业标准，并且用价格区分各个标准的牛奶，来针对市场上面各层次的消费需求。
所以薛兆丰说，降低硬性质量标准，既有助于降低厂商掺假的积极性，也不妨碍厂商去提高产品质量，而只要消费者能够识辨质量差异，并乐于为提高的质量付账即可。
对于产品的质量来说真的就是越高越好吗？这不符合我们的社会事实。产品质量是复杂的问题，讨论的起点是我们要的是什么？“伪造”关乎诚信、“劣质”关乎技术进步、“均质”关于消费者的预期、“高质量”关乎成本、“性价比”关乎收益和成本均衡。对待生乳国家标准的问题上，是要把焦点放在倒是要“伪造”还是要“劣质”的问题。只有先从最低标准层面解决了伪造的问题，后面才有企业标准解决“劣质”、“高质”和“性价比”的问题。
我们在深入聊聊质量的问题。
在1976年的时候弗里德曼在康奈尔大学给大学生演讲，一个学生提出一个问题。说某汽车公司生产的汽车，在邮箱旁边加一块挡板，只需要16美元，但是如果每张车都加，那么增加成本就会很高，以至于新增加的成本超过了制造商在意外事故发生时所必须支付的赔偿。所以制造商厂不会去增加这块挡板。然而生命无价，所以我显然觉得他是无良厂商，这就是一个市场失败的例子。
弗里德曼回答说：“驾驶坦克可以避免你所说的事故，但显然你并不主张汽车公司停止生产，而只向市场提供坦克。为什么？因为坦克太贵。只要你承认这个事实，那么你就和汽车公司一样，是在成本和生命之间做比较和权衡，可见你也并不认可生命无价的说法。”
我们就来分析，汽车公司生产这种汽车，究竟是加还是不加这块挡板，表面上是汽车公司的决定，但实际是消费者决定。显然，如果消费者不接受，那么就会去买便宜的车型，如果消费者接受，那么厂商完全可以把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同学们可能会问，消费者买得起车，怎么会不愿意多付16美元来增加汽车安全呢？答案是：一块挡板只是众多增进安全措施中的一种，如果把其他措施都加上，那么整款汽车就变成另外一个价位更高的车型了。这恰恰是各种品牌、型号、档次的产品，能在一个市场上共存的原因。比如我就很需要一辆代步车，我就不乐意为沃尔沃的所提供的安全买单。为了得到同样的安全程度，与其购买沃尔沃的独特工艺还不如我自己多加小心。甚至我把对安全的投入用到别的地方去更为合算，如同现在同学们知道开车听喜马拉雅可能不安全，但是同学们还是会这样做，就觉得放弃一些安全，换来听觉上的享受是我们完全能接受的。貌似的不可理喻，其实才是真实世界的写照，人们每时每刻都在做这样的权衡和取舍。